伴隨著法治中國建設的深入推進，中央普法宣傳在與普羅大眾實際相連的影視作品領域一再深耕，如《掃黑風暴》《底線》《巡回檢察組》等現實主義法治題材優秀作品不斷涌現，以具體社會案件及公檢法一線人員工作實錄為創作基礎，試將法治中國的建設成效及公檢法人員的使命擔當呈現大眾眼前。適才收官的電視劇《公訴》以檢察六號建議為創作藍本，圍繞時下熱議的電信詐騙、非法網貸、直播售假等具體案件和婚姻矛盾、青少年成長等社會問題徐徐展開，講述女公訴人安旎和刑警隊長何陸源與跨國網絡犯罪集團展開較量，最終令其受到法律制裁的正義故事。然而，其所顯現的教條主義傾向，卻也為熱潮下的其他法治文藝作品敲響警鐘。法治劇的法律思維表達究竟路在何方？《公訴》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扎根生活、立足實際，法治劇應講真故事

文藝創作在提煉生活時要尊重生活、扎根生活、客觀反映生活，不能脫離生活、天馬行空地憑空臆造。《公訴》立足一線檢察官安旎的辦案實際，試圖為熒幕前的觀者解讀檢察院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階段的實際辦案流程，在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中探討法的平衡。但在具體實踐上，劇作方對于文學上的表現手法與留白敘事的追求，蓋過了對己身所承擔普法宣傳任務下法律程序完整性呈現的注重，普法教育成了斷章取義，有違法治宣傳的嚴肅本意。以劇作主線“網絡詐騙集團案”的庭審劇情為例，劇中犯罪分子終究認罪伏法，安旎也憑借機辯實現了法律的正義。劇作方也在表現手法上精心設計，安排配角組在此同時觀看庭審直播、交流研討，為主人公安旎的法庭辯論加入“場外解說”，意圖通過畫外之音幫助觀者理解劇作方試圖表達的法的本意。可以看出，這一劇情在劇作方眼中，不僅將劇中懲惡揚善的正義氣氛推至高潮，也代表著本劇普法宣傳的一大亮點。然而，真相是否如此呢？

(相關資料圖)

首先，庭審甫一開場，便令觀者陷入疑問：比之浩浩蕩蕩的被告席，律師席上竟只端坐一人。其也表示，自己由詐騙集團頭目周斯越重金聘請，只為其辯護。那么，其余被告人的律師呢？《刑訴法解釋》第四十三條中指明，針對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經委托辯護人，或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七條也指出，針對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案件，符合通知辯護條件的，應當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劇中，其余被告人具已認罪認罰，且同案犯周斯越已委托辯護人。與此同時，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直播錄播庭審活動的規定》第二條，人民法院可以選擇公眾關注度較高、社會影響較大、具有法制宣傳教育意義的公開審理的案件進行庭審直播、錄播。從庭審公開直播的劇情現實倒推，本案自符合“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無論自哪方面交叉論證，劇作方在庭審呈現上的疏忽留白，都是不合理且不應當的，完全忽視了時刻踐行權利保障的法的根本目的。甚至在質證環節還出現了劇情安排下其余被告人被全部帶離法庭而作缺席之審判、同案被告搖身一變轉頭坐上證人席的離奇畫面。這既將法律人一直以來篤行不怠、向往追求的審判程序中的形式正義保障棄之如履，更將劇情置于某種不真實的荒謬境地。其次，質證環節中，安旎播放了同案犯保羅的口供錄像，指認周斯越買兇殺人。但錄像播至檢方主持指認環節，竟出現了安旎一張張向保羅展示被辨認者畫像、分別詢問是否為嫌疑人的場景。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二十六條，辨認時，應當將辨認對象混雜在其他對象中。不得在辨認前向辨認人展示辨認對象及其影像資料，不得給辨認人任何暗示。在辨認犯罪嫌疑人時，被辨認的人數不得少于七人，照片不得少于十張。劇情中的辨認非但不符合混雜性要求，更含有一定意義上的暗示成分。借用后續劇情中長篇論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辨認筆錄在形式上的缺漏又該作何解呢？此種離奇，不一而足。

應當明確的是，我國的審判形式與西方存在較大異同，他國影視類作品中具有文學夸張的庭審風格表現也與我國審判現實具有較大差距，法治劇應當遵循客觀、真實、完整、準確的創作原則，而不能生搬硬套、隨意移植。在“看不見”的基礎上意圖進行“看得見”的飛躍，終將令文藝作品成為漏洞百出、不倫不類的怪胎，空有法治宣傳之名，而淪為虛構式文學的附庸。法治劇要想成為法律思維表達的宣傳陣地，首先應該扎根人民生活，立足法律實際。單純對法律規則的歌唱不是法治劇，基于片面化法條上的文學臆造也不是法治劇。只有直面人民火熱而生動的生存實踐與生活現實，擺脫教條主義迷思，方能講出讓人民信服的真故事。

守住底線、做好文章，法治劇應講好故事

一個好故事的標準并不僅僅在于題材的抓人眼球或劇情的跌宕起伏，也在于故事細節能否時刻把握、支撐故事意旨，并最終起到弘揚意旨的效果。《公訴》本意在于通過敘事手法與情節安排實現對法律正義觀的善的贊揚，但劇作方對法律規則及方法的刻板表達，或說對法律精神原則在己身意義上的掌握性缺失，卻令故事情節與故事意旨囿于相互脫節的現實囹圄。

例如，在對詐騙集團頭目周斯越進行審查逮捕階段的訊問時，這一本應由檢方主導的，力求體察細致、方式巧妙、問出真相的機辯戰場，卻淪為劇中反派周斯越回憶過往、宣揚詭辯的個人舞臺。主人公安旎不僅在訊問過程中展現出某種意味不明的個人情感色彩，更在訊問的大多數時間與反派深入交流和所偵查問題無關的個人問題，不免讓人產生是否忘卻本職的疑問。在這場訊問戲中，反派周斯越一再掌握訊問節奏的主動權，法律警醒下的行為剖白被異化為自戀式的惡的狂歡，檢方的角色則被一再弱化，甚至淪為某種意義上的聆聽者乃至“被訊問者”。誠然，這一劇情或許是劇作方為了補敘故事情節、豐滿人物角色而做的彌補性安排，但因此帶來的對檢察程序及公職人員形象在事實上的刻畫偏離，仍令人暗含隱憂。

又如，在我國職權主義刑事訴訟模式項下，法官為庭審時的推進者，作用及其關鍵。此種推進作用非僅僅是對程序進展的簡單主持，而在于對法庭氛圍的整體掌控。誠然，故事主線在于表現公訴人的機智果敢，選擇不將筆墨過多置于審判席，也尚可理解。但被告人周斯越卻仿佛才是本場審判的真正主持人，每當程序推進、畫幅扭轉，周斯越即開始向著熒幕講述自己的無罪宣言，甚至比被定義為“精彩絕倫”的法庭辯論更為激昂。這些宣言內容卻又與彼時劇情進展所涉及的調查本身全然無關，而僅僅只是大段抒情話語的機械分割。甚至最后，劇中反派道出這場法庭辯論源于自己的故意布局、精心安排，全然不見認罪伏法的真誠悔過，本該嚴肅的法庭審判卻被解釋為某種基于扭曲心理下的人為作戲，法治劇應當表現、刑法所希求的法的教育與矯正功能在劇中徹底淪喪。劇作方或許是想借周斯越之口，將互聯網犯罪的現實問題拋給熒幕前的觀者思考，但在不合時宜的表現方式下，卻顯示出某種對法律毫無尊重可言的深層次輕蔑。

再者，在“網絡詐騙集團案”最終庭審時，劇作方刻意為辯方律師增添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師”身份，以及花費巨大篇幅介紹的英美法系審判原則，卻不免令人疑惑。既要展現我國法律原則及規則項下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正義本質，為何又要巨幅引用他國原則？倘執意要自法律理論的本源傾向上展開論戰，又為何采用與我國法系來源截然不同的英美法？此種炫技式的“法理科普”，卻難免有些莫名其妙的意味。倘揭去那些華美辭藻、義憤氣概的空殼，人物的智識、機辯、有勇有謀或果敢善斷便如水中之月般無可掬起，只剩下對純粹法律條文、規則乃至方法教條式念白的漣漪在劇中重復回環。

如何塑造好反派人物角色，讓反派人物也為劇作主旨的升華做出貢獻，是值得劇作方思考的問題。一味臉譜化反派人物，或對反派人物進行變相宣揚，將因此令劇作主旨尚未跳出劇中本身即遭受詰問。在認識世界、形成思想之后，理性認識要回歸實踐、接受檢驗，形成第二次飛躍，最終改造世界、實現思想。法治劇只有在生發于具體實際的基礎上，深入理解作為故事意旨的法的精神原則，時刻將故事展開緊緊把握在法價值主線上不偏移，才能把所思所想真正化為所行所用，把內化于己身的法治精神重新外化至筆端，寫出讓人民滿意的好故事。

以彼風骨、塑其血肉，法治劇應講活故事

在“講好故事”之后，如何“講活故事”，令法治精神越過舞臺熒幕、投向觀者心靈，讓觀者深刻感受到與作品意蘊中法的本真血脈相連，仍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大問題。《公訴》試圖交出一幅反映主流價值導向的群像答卷，但卻由此走向作品立意無法走出故事框架、啟發普羅大眾的尷尬境地。在敘事手法上，《公訴》試圖采用分線并行敘事的創作手段，在兩位主人公的帶領下將一連串案件平行展開，最終指向文章主線，形成由分到總的神龍擺尾結構。但主線案件的缺失模糊反而使劇情失之緊密，分線案件群龍無首，呈現繚亂拼湊之感。在人物表現上，主人公安旎在群像劇下的敘事留白在此時構建了某項類似《楚門的世界》式的表征——當劇情需要時，安旎也就“被賦予”了某種技能——于是，在一招制勝李大南時，就連安旎自己也流露出了“原來我還有能武人設”的迷茫神色。此種未經深入的人物塑造，令人物立體程度與敘事由此脫節。與主人公安旎相比，其余群像角色雖在人物刻畫上力圖著眼現實，但卻無一例外成為了具有格式化色彩的“群眾演員”。上到法律工作者，下到詐騙集團啰啰，無論何時何地，所有人竟掌握著幾乎等同的、仿佛書面化的對話表達：李全出口成章，仿佛一屆“詐騙局長”；阿強和老五頻頻用典，好似兩名“犯罪高知”，就連“網癮少年”人設的張小北也在進行網絡直播“演講”時做到了字字珠璣、扣人心弦。具有華美辭藻、斯文氣質的臺詞被劇作方毫不吝嗇地等量分發，人物的臉譜化與割裂化由此畢現。作品的人物設計當然應該圍繞主旨進行，也應就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倘若一味將所有人物的所有舉動都強行拉到同等立意高度，一股腦地進行統一扁平化的人物敘事，那么所有角色及其人格內在都將被當做任由劇作方擺布和決定的行尸走肉，淪為單純表現劇作方意志的“價值傀儡”，終令劇情流于“為拔高而拔高”的大團圓式的倉促，而無謂作品立意的活化乃至傳揚。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只有溯其本源地對人物形象進行剖析，順其自然地給予人物相應的情感、語言乃至肢體表現，塑造真正有血有肉有靈的人物角色，而非單純使其淪為劇作方的傳聲筒，才能真正使觀者接受，真正將法治精神傳遞向熒幕座前。

當我們在創作一部法治劇時，我們是為了表達什么？這一問題并不僅僅面向《公訴》，也代表著觀者對熱潮之下的法治劇更深層次的追問。單純把形式上分析表述法的概念原理、復制照搬法的條文規范當做法治劇的核心，而對其起源、本質、發展規律不求甚解，終將陷入教條主義誤區，呈現盲目追熱、名實難副的鬧劇。法律人思維方式的表達，并不僅僅在于臺詞的華美與激昂，而在于以法理原則為基礎的、更深層次的精神貫穿。倘一味追求展現辯論之精巧或戲劇沖突之激烈，意圖以此引觀者駐足，則是把本末都倒置了，更有違法治宣傳的現實本意。誠然，法學的價值意蘊以普羅大眾的樸素自然觀為理論本源，但也應當承認，在對一系列法律規則與原則進行從無到有、由亂至序的排布、推演、理論思辨、學術論戰之后，法律人已形成了一套獨立的價值理念體系及邏輯推理方式。若在此時仍單純使用樸素自然觀來解釋法律，用單純文學化的手段來宣傳法律，則未免失于偏頗。文藝創作要在吃透人民生活本質上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和升華，只有這樣，方能講出奉獻給人民的活故事。當劇作者想要對法律人的正義與良善進行美的頌揚時，仍請不要忘記，法律的條文只是法律在文字上的載體，而其背后的、賦予其價值靈魂的法的原則與精神，才是值得我們深挖的永恒命題。

作者：薛天如（華政營商環境法治保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編輯：郭超豪

責任編輯：邵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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