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18年度考試錄用公務員筆試成績公布。此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近166萬人爭奪2.8萬多個職位，意味著國考競爭依然激烈。
公務員報名人數24年間增長377倍
每年的國考由中組部、人社部、國家公務員局組織，為中央、國家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錄公務員，招錄對象面向全國。
據國家公務員局統計，2018年“國考”共有12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單位參加，計劃招錄2.8萬余人，最終有165.97萬人通過報名資格審查，較去年增加了17.34萬，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人數之比為59比1。
這些數據與20多年前首次進行的公務員招錄考試差距很大。
我國正式建立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始于1994年，原人事部組織了首屆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招考。統計顯示，當年的國考提供了30余個國家機關共490個招錄名額，最終4400人正式報考，相當于9個人爭考一個職位。
24年過去，國考競爭的激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語。記者粗略計算，1994年和2018年相比，招錄規模從490人增長到2.8萬人，增長了57倍;報名規模從4400人增長到165.97萬人，增長了377倍。
歷史數據顯示，在2002年國考報名人數僅為6萬余人，到了2003年就猛增到12萬余人。2003年之后，國考報名人數又開始高速增長，2009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100萬。也就是說，報名人數從破10萬到破100萬只用了6年時間。
從2009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100萬，一直到2018年度165.97萬人通過報名資格審查，國考報名人數已連續10年在百萬以上。
公務員難考原因眾所周知，并非單純題目難，主要還是考的人多，競爭激烈。為什么有這么多人要爭著去當公務員呢?當公務員有什么好處?
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胡祖虔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了公務員這個職業的4個好處：首先是工作穩定有保障。只要能比較好地完成本職工作，不違反公務員法或者國家其他法律，一般來說是不會被辭退的。其次是職業發展可預期。目前，公務員的升遷體系是最完整的，公務員的職業發展預期最為明確。如果自己不犯錯，只要認真工作，一般不會被無故降級和減薪。第三是公務員工資福利相對不錯。雖然工資水平比不上一些私企和外企，但工資增長，政府機關總能“領跑”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公共機構。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公務員職業可以承載很多年輕人的報國理想，不僅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干得好的話還能更好地凸顯人生價值。
北大、復旦畢業生去向排名
1月5日，北京大學公布了《北京大學2017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顯示，2017 年，北京大學校本部共有 2421 名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簽訂三方協議。從簽約就業單位性質來看，到各類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比例達到 52.34%(其中以國有企業為主，占 30.44%，民營企業占 11.90%，三資企業占 8.84%);到機關和其他事業單位工作的畢業生占簽約人數的 25.40%。
1月13日，復旦大學發布《復旦大學2017年度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結果與北京大學相似：按就業單位性質統計，2017屆畢業生在各類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比例為67.34%。在高等教育、科研設計單位、黨政機關就業的比例為12.95%。
如圖1統計顯示，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畢業生主要去向仍然是企業，到機關和其他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相對穩定，波動不大。
“國企用人數量相比機關單位大得多，并不意味著公務員就不熱了。公共機構有行政部門、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國家機關每年的用人量也就是2萬左右，大量的畢業生去向肯定還是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因為這兩個部門的用人量比較大。此外，到民營企業就業的畢業生人數也在增加。”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不僅國家機關公務員熱沒有消退，據竹立家調查所知，在省城讀書之后到縣機關工作的大學生事實上非常多，現在縣一級機關單位招聘公務員，報考人數是非常多的。“應該說，大學生、研究生到縣級甚至鄉級工作的積極性或意愿也很強。”竹立家說。
公務員辭職與薪酬有關？
一方面是公務員考試人數爆棚，另一方面是公務員離職現象增多，兩種現象在同一時段出現，這一現象說明什么?
在鄭州一家金融機構做期貨貿易的王先生，一年前曾在河南一地級市的財稅系統工作。他告訴記者，自己是在大學畢業后考取的公務員，之后仕途還比較順暢，一路走到了單位中層領導職位。但是，在其位要謀其政，他感覺自己所在的部門工作壓力很大，幾乎每天都要加班，再加上在體制內自身潛能發揮受影響，他最終決定辭職下海。
這不是個案。近幾年以來，公務員離職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特別是一些地方官員的辭職在當地甚至全國都曾引起不小的轟動。
2013年7月，四川瀘州古藺縣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辭職;2014年11月，湖南岳陽市平江原縣委書記田自力辭職;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法制工作處原副處長薛強加入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2015年9月，山東濟寧市原市長梅永紅辭職，去了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營科技公司;2016年，80后博士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原常務副縣長吳奇凌辭職投身商海。
據媒體梳理統計顯示，2013年至2016年8月期間，全國已有36位“一行三會”官員離職下海，涵蓋處長到副部級等各級別的官員，以司級和處級干部居多。
上述辭職的官員中，山東濟寧市原市長梅永紅曾自曝“工資單”，稱公務員工資低，更引起了人們對公務員收入的關注。
胡祖虔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公務員辭職有各種具體原因，有的是覺得在基層工資低，有的認為工作壓力大，還有的是因為行政生態的變化，或者說從政受到的監督嚴、框框多，有的危機感加強了。從擇業看，一部分公務員辭職以后選擇跨界經商，自己創業;還有一部分選擇跳槽去了私企，謀求高薪高職，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公務員本來就不是高薪職業。
隨著公務員辭職個案的曝光，有人認為公務員已經不吃香了，公務員這個“金飯碗”正在悄然褪色。
“事實并非人們想象得那么夸張。”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我國700多萬公務員中，辭職率大概在 0.015%;也就是說一萬個公務員中辭職的人數不到兩個。“這個數據并不大，事實上，更多的公務員即使是工資水平不高，還是會選擇在公務員崗位繼續工作下去。”
公務員辭職的原因眾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薪酬確實成為公務員離職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有媒體進行的一項公務員離職調查顯示，有超過七成的受調查者將公務員離職的原因歸于薪酬低和晉升空間狹窄。因此，有專家建議，建立公務員正常的工資調整機制甚為必要。
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公務員薪酬制度是公務員制度完善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還要進一步推進，其增長應該與GDP的增長相適應，特別是基層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增長更為重要。
“理論上講，公務員的工資每一年或者兩年都會上調一次，這樣做有益于穩定公務員隊伍。但是，對于公務員的工資改革，應該更加重視優化工資結構調整，應建立一套完整的工資增長機制，從而保證每一名公務員的工資都能夠得到合理增長。”竹立家說。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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