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舉行的2018年全國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宣講教育報告會上，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科院院士懷進鵬一番“近年來富裕也會成為(研究和創新)障礙，鈔票太多的結果是思想太少”的說法，再次引發人們對于當下科學精神缺失問題的關注。
懷進鵬以上世紀的若干重要科學發現為例：1905年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時，他只是一家專利局的小職員，而不管是量子力學的誕生，還是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幾乎都不是在當時物質條件最好的實驗室里產生的。
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一個問題，即實驗的條件、手段和科學研究、科學成果的確有重要的關系，但最為重要的可能還是科學家以及他們身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我國核潛艇的研制歷程也是一個佐證。
當天，92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船重工719所名譽所長黃旭華來到報告會現場。在主席臺上，黃老舉起一把算盤，算盤珠子“噼里啪啦”的聲音透過麥克風響徹人民大會堂上空，他對臺下近6000位新入學的研究生說：“可能你們當中還有沒見過算盤的，我們那時候卻只有這個可以用。”
那是上世紀70年代，我國不僅國內經濟基礎薄弱，還遭受著國外勢力嚴密的技術封鎖，用黃旭華的話說，“我們兩手空空，沒有任何試驗手段，甚至連辦公的地方都是臨時的。”但就是在這種條件下，黃旭華們用算盤加計算器，最終研制出我國第一代核潛艇。
這就是人類杰出科學家的科學精神。在經濟快速發展、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這樣的科學精神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正如懷進鵬所說，即便鈔票再多，經費堆出來的大科學工程，卻可能毀掉偉大科學，而刊物數量的激增，也可能扼殺掉思想。
1883年，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會長亨利·奧古斯特·羅蘭發表了后來被譽為美國科學版獨立宣言的演講《為純科學呼吁》，其中提到：我時常被問及這樣的問題，即純科學與應用科學究竟哪個對世界更重要。假如我們停止科學的進步而只留意科學的應用，我們很快就會退化成中國人那樣，多少代人以來，他們都沒有什么進步，因為他們只滿足于科學的應用，卻從來沒有追問過他們所做事情中的原理。
在貿易戰火紛紛燃起，核心科技大擺擂臺的當下，這些刺耳的嘲弄和揶揄更像是一則警告：是時候守護科學精神，做些真正的學問了。(邱晨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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