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午，多位年輕夫婦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生殖與遺傳醫療中心就診。
“一孕傻三年啊，生孩子前后這三年，事業基本廢了。”今年已經29歲的小冉，雖然正處于較佳生育年齡，但是剛在深圳工作一年的她完全不敢要孩子。小冉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她男友畢業于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兩人感情穩定，計劃2019年領證結婚。小冉和男友均是碩士畢業，然而現在兩個人月工資加起來不到兩萬元。
今年春節，小冉回男友家鄉過年，兩人往返路費和為男友家人準備的見面禮，讓“小兩口”沒少破費。2月，小冉的3張信用卡和螞蟻花唄一共透支1.8萬元。算完這筆賬，小冉自嘲地說：“兩個名校碩士，活得還不如小學生。”
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我國2017年比2016年出生人口減少了63萬人，與此同時，2017年一孩出生人數724萬人，比2016年減少249萬人。造成出生人口下降，特別是一孩出生人口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近600萬人。
然而小冉雖然處于生育旺盛期，但是依舊不愿生孩子。
亟須重建社會托育服務體系
小冉和男友目前每個月需要還4600元房貸，由于買的房子還沒有建成，他們現在租房住，每個月還要交3000元的房租，再加上兩個人的日常開銷，小冉說：“幾乎一直是負債的狀態啊，每個月還得讓父母補貼一兩千元。我們連自己都養不起，如何養娃?”
在小冉的概念中，如果生活在一線城市，家庭月收入如果不夠5萬元的話，養娃是很艱難的。小冉有這樣的想法，并非毫無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相對于早已走入公眾和政府視野的養老問題，養小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重視，現在基本上是由家庭負擔了所有養小的負擔，“養比生更難”。
現在國家雖然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但是相關配套扶持措施的缺位，依舊讓很多女性像小冉一樣“不敢生孩子”。“家庭和事業對于很多女性來說，變成了不可兼得的‘魚和熊掌’，在楊菊華看來，政府應該盡快出臺措施來提高這些女性的生育意愿，比如增加生育津貼、延長陪產假時間等，特別要加快恢復托育服務體系的步伐。
楊菊華曾在去年召開的“學前教育的供給側改革”專題研討會上表示，“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社會托兒所服務體系全面崩潰，人的再生產成本完全回歸家庭。入托難、托班貴等問題凸顯。”
2016年，國家衛計委委托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在全國10個城市就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服務情況開展了專題調研，調查顯示，超過1/3的被調查對象表示有托育服務需求。“而實際上有多少孩子在托育機構里呢?可能全部加起來也就在4%左右，其中0～1歲有1.8%，1～2歲有1.5%，2～3歲有7%。”楊菊華說。
楊菊華解釋說：“而現在很多托育機構都‘只教不托’，這就意味著在孩子放學后，家長也要陪孩子完成他們不能獨立完成的‘作業’，這進一步加重了家庭的養育負擔。此外，將這些孩子送入托育機構，孩子是否真的安全和開心?家長是否能真的放心?這些問題存疑。”
在上述國家衛計委調查的全職母親中，有近1/3被調查者因為孩子無人照料而被迫中斷就業;超過3/4的被調查全職母親表示，如有人幫助帶孩子，將會重新就業。楊菊華也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一方面說我國勞動力人口不足，另一方面卻讓大量女性勞動力不得不辭職回到家庭，這是非常矛盾的。”
人工流產之痛
小冉目前還沒有“轉正”，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就6000元多一點。隨著工作經歷的增加，小冉和她男友的工資水平今后一定養得起自己，不需要來自父母的補貼，同時也有條件撫養孩子。但是小冉擔心的是，“恐怕到時候我也不能生了吧”。
“現在推遲生育的女性比較多。上學時間比較長、工作壓力比較大、找配偶比較難等原因都導致了女性生育年齡的推遲。”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生殖與遺傳醫療中心主任醫師薛晴的專業是不孕不育的各種輔助生殖技術，她在分析不孕不育群體的發病原因時，首先提到的就是女性生育年齡的增大，“年齡越大，女性生育率就越會下降，治療不孕不育的干預手段也會變多。”
據中國人口協會2012年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不孕不育患者已超4000萬，而且每年遞增。3月5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前去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生殖與遺傳醫療中心采訪薛晴，親身體驗了她超飽和的工作量——上午的門診一直持續到下午1點半才結束，薛晴笑言：“1點半結束，算早的了。”她每年完成1.6萬人次門診量和600多例取卵試管嬰兒周期。
在薛晴接診的不孕不育患者中，輸卵管阻塞的人數占比最大，而這部分患者又大部分有流產經歷。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2013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人工流產達1300萬人次，這不包括采用藥物流產和在未注冊私人診所做人工流產的數字。
薛晴解釋說，流產人數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允許墮胎，另一方面是各種各樣無痛人流的錯誤宣傳，也讓大家降低了對流產危害性的認知。
而實際上，“人工流產做得次數多的話，容易導致胎盤種植位置的異常，由此可能會造成產前和產后的大出血，威脅母、兒兩條生命;此外，多次流產手術，容易導致盆腔感染，從而導致輸卵管不通，這也是我平時經常遇到的一類患者。”薛晴補充說。
人工流產是用負壓的吸引或刮匙的搔刮等機械方法，將子宮內的胚胎刮出來，薛晴說：“除了會把胚胎刮出來，正常的子宮內膜也會被刮出來。反復的刮宮操作，容易給子宮內膜造成不可逆的損傷，從而導致不孕。”
根據原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2013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人工流產總數中，25歲以下的女性約占一半以上。楊菊華說：“談到中國的生育率問題，我們一般都會和日本做比較。同樣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同樣不鼓勵未婚生育，但日本結婚率又很低，所以沒辦法彌補未婚生育這塊空白，由此生育率很低。但離婚率很高的美國，因為有大量的婚外生育，填補了婚內生育的不足，所以美國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一直都處于比較高的水平。”
無需恐慌生育危機
相比于日本原本就很低且持續下降的結婚率，中國的結婚率從1996年開始就一直處于上升狀態，根據楊菊華在她的論文《中國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機了嗎?》中所引述的數據，“從絕對水平看，中國的結婚率遠高于其他三國(而這暗示著巨大的生育潛能)，2014年約為10‰;韓國僅為6‰;2013年日本僅為5.3‰，在4國中最低。”(“四國”還包括美國，美國2012年的結婚率約為7‰——記者注)
楊菊華的這篇論文發表于2015年，當時她在文中的觀點是“判斷中國已面臨嚴峻的生育危機還為時尚早”。一年后，《中國統計年鑒2016》公布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
3年過后，3月10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楊菊華，她表示自己的觀點有所變化，從當年的“為時尚早”，變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不會陷入生育危機”。
楊菊華解釋說：“相對于日本、韓國等國家，中國人現在依舊普婚普育。在儒家文化影響之下，結婚生子依舊是主流想法，且會持續很久。”在被問及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主觀選擇不婚不育的人會不會增多時，楊菊華列舉了北歐一些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她指出，這些國家的生育率一直都比較高，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9‰左右。其主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的相關生育扶持政策非常好，而相關生育扶持比較差的意大利和一些東歐國家，則生育率比較低。
此前被忽略的“養小”問題，楊菊華表示，從黨的十九大開始，也漸漸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學前教育資源供給，運用互聯網等信息化手段，加強對兒童托育全過程監管，一定要讓家長放心安心。建立完善的托育服務體系沒有辦法一蹴而就，但是相關舉措已經啟動。
楊菊華表示，隨著社會越來越多元化，生育行為會越來越明顯地傾向于一種個人選擇，但是個人選擇是會受到周圍人群影響的。她在《中國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機了嗎?》中，通過計算中國1999年、2000年和2010年中國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得出“無論性別、城鄉、年代，中國人的無孩比例都十分低下，雖然與前兩個年代相比，2010年的無孩比例明顯提升，但均不過2%。可見，雖然丁克家庭和人數的占比不斷提升——2000年為11萬人，2005年升至51萬人(據中國人口經濟統計協會，2008)，但即便人們年輕時不打算生孩子，最終可能因種種原因而放棄初心，這也會降低國人終身不育的比例”。
楊菊華認為，不管是從家庭的抗風險角度和長期發展能力建設來說，還是從孩子和父母的個人成長角度而言，一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都是很好的。小冉的男朋友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明年結婚后就要把生孩子的事情提上日程了，當記者問他為什么想要孩子時，這位1988年出生的年輕人表示：“好玩，家里會更加有生氣，工作再累回家后看到可愛的小家伙也會精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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