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環境生物職業技術學院對2017~2018學年經補考后學業成績仍未達到要求的22名學生予以退學處理，另外40名學生留級。從校方公示的具體名單來看，最多的同學掛科達到13門。這是繼教育部今年9月要求各地高校淘汰“水課”、打造“金課”，全面廢除“清考”制度以來一所敢于“動真碰硬”的高校。
不出所料，敢于第一個“吃螃蟹”者，不僅要承擔家長指責、學生鬧事的風險，而且更會引發同行的質疑。贊成者普遍認為“只有嚴管，才像一所大學”“只有嚴管了，學兄學姐的‘翻車’，才會給下一屆的學生以警示，管理才能形成良性循環”;而反對者則普遍偏向于擔心生源危機的矛盾會更加突出，“弄得不好，許多學校會因此而關門大吉”。令人吃驚的是，持有后一種觀點者，竟然主要是高職院校的校級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
筆者非常理解那些面臨生源危機、處于競爭弱勢地位的民辦高校和偏遠落后地區的高職院校，正常情況下能夠完成招生指標已經很不容易，如今一旦實施“嚴出”制度，學生拿文憑不再那么“容易”，短時間內生源肯定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然而，筆者認為“保護”生源決不應當成為無原則“寬出”的借口和擋箭牌。一方面，“嚴管”的動機是營造比學趕幫、爭先創優的學習氛圍，最終讓所有學生都能學有所獲;另一方面，“寬出”其實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政策，是自欺欺人的被動應對，表面上看可能是保護生源的權宜之計，但長此以往必然導致人才培養質量越來越低，學風越來越差，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高校辦學的社會責任角度考慮，還是從引導大學生健康成長的角度考慮，抑或從教育和管理的客觀規律角度考慮，“嚴管”都是不容置疑的選擇。但是，我們“嚴管”的目標只是希望通過一定的舉措讓學生心歸學習、學有所獲，而不是純粹通過生硬死板的“規定”讓學生拿不到畢業證書。
基于這一認識，筆者認為，我們應當致力于為學生順利完成學業構筑一些“緩沖”通道：
比如嘗試“學分替代”。目前，絕大部分高職院校都在試行“學分制”管理，但在實踐過程中往往又受課程資源不足、師資力量不強等因素的制約，不能實行“完全學分制”，這才導致學校局限于以學生“掛科”的門數來確認學生能不能畢業。這就需要學校在推進“完全學分制”的問題上多下功夫，全力為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選修”資源。
比如弘揚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理論在民間的通俗解釋是“多用一把尺子量學生”。實際工作中，“尺子”越多，“量”出來的人才也就會越多，甚至前一把“尺子”量出來的差生，用另一把尺子再“量”，卻可能是好學生。這就提醒我們，學生能否畢業究竟是要符合學校標準、企業標準，還是社會標準?如何讓諸多“尺子”因材施教地用到不同的學生身上，多量出一批創新型人才、復合型人才，這就需要學校管理團隊群策群力貢獻智慧。
綜上所述，對于高職院校的“嚴進嚴出”問題，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要不要“嚴管”、要不要“清考”的口水之戰，而要集中精力聚焦于如何“堵疏結合”的創新研究。只有讓學生有了更多的成長成才選擇，學生們才能少“掛科”、不“掛科”，學校才能有效實現既“嚴管”，又少有學生被迫留級或退學。(王壽斌)
(作者系浙江永嘉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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