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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個老派人：來錄節目的時候，和每個人都要打招呼，走的時候“多謝攝像大哥，辛苦了”。要和丹丹姐開會，怕遲到，簡直是一路小跑著去。
“我想有家庭，想有孩子，這是我一直的夢想。我現在這么快樂，因為這個我唯一的夢想實現了。”
她主動提起，“我最近笑，都發現自己眼角有皺紋了”。她沒有恐慌，“我現在是適應階段。就是歲數大了，因為我也不折騰，不打針什么的。”
騰訊娛樂專稿(文/狠狠紅 責編/露冷 攝影/馮海）
當你近距離接觸過一個明星，然后再回去看她過去的采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017年年底，章子怡在紹興錄制浙江衛視《演員的誕生》期間，我們兩次去到了錄制現場為這篇報道做采訪，在她的化妝間里，我們前后共跟蹤采訪了7天。白天的時間里，我們交流不多，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她的旁觀者。每天晚上錄完節目——通常是后半夜，我們跟隨她的車回到酒店，一個小時的車程里，她回答我們的提問：關于電影、關于生活、關于童年、關于世界……在一程又一程的夜色里，她或興奮或疲憊，但都盡量成全我們的采訪。還有一次，她靠在座椅后背上，讓我們幫她把她后腦勺上可能多達有100個的發卡取下來——她離我們之近，近到觸手可及。
我們從未見過一個如此敞開的章子怡。那大大顛覆了我們之前對她的想象——也是公眾對她的想象。
后來我們回到北京，為開始寫這篇稿子做準備，翻出她過去的采訪看，才發現了那么多視而不見。原來她從來就像在《演員的誕生》里當評委那樣直接：臺上的演員表演可以打幾分?看章子怡的表情就知道。她的點評風格是女性的、溫柔的，但同時，也是敞亮的。
在《演員的誕生》中，演員什么表現，章子怡就呈現什么臉色
在這篇稿子里，我們希望追溯那個誤讀的緣由，也想記錄下，這個我們重新理解過的章子怡。
打動章子怡接戲的唯一標準
很多年后，章子怡仍然記得八年前的一個夜晚，她在酒店大廳聽李芳芳給她講王敏佳的故事。那個時候王敏佳的故事還沒完全成形，章子怡聽到的只是一些片段——
王敏佳還是一個漂亮小姑娘的時候，她曾經有過一次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她最終生病錯過了。后來她一直謊稱自己就是那個給毛主席獻過花的小女孩。而謊言被揭穿了，王敏佳的人生也隨之墜入深淵——她雖然從一場批斗里活了下來，但從此，容貌盡毀。
僅僅是幾個片段，章子怡就被王敏佳的人生給迷住了。再后來，她看到《無問西東》的劇本，是在飛往歐洲的航班上，才看了一半，她就忍不住淚如雨下。這個戲，就這么接了下來，“這樣一個角色在我眼前我怎么能去拒絕?她有獨一無二的美麗和獨一無二的命運”。
章子怡在《無問西東》中飾演王敏佳
她什么都沒問——她甚至不知道導演有沒有談下其他演員。而導演本人，李芳芳，之前寫過一本《十七歲不哭》的散文集，將其發展成一個10集的劇本，拍過一部叫做《80'后》的電影。對于電影這個行業，不要說“著名”“資深”，連“有經驗”都不怎么算得上。
那些對章子怡都不重要。有沒有其他著名演員參演不重要，片酬有多少不重要，電影投資有多大不重要，戲份是不是最多不重要，有沒有“成功相”不重要，未來有沒有機會得獎不重要，“我的戲就這么多，我愛上這個角色我就去做了。我不是非大片不演，那不是我的標準和要求”。
她一心一意地撲在了王敏佳的命運里。好幾個月的時間里，她把身體與情感都交于一個角色，讓她帶著自己起起伏伏——她一貫的，細工、慢活。
出道20年，章子怡出演的電影作品表——哪怕算上客串，也比起她的得獎記錄來要短很多很多：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這位中國最著名的女演員，可能也是中國最難請到的女演員。
然而，要打動這位中國最著名的女演員，其實只需要給她一個能讓她投入的故事——去年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導演程耳，也曾經得意過，自己請來章子怡，全憑劇本，話都沒多說。
對于一個演員來說，幾乎沒有比這最誠懇和最樸素的出發點了。一個野心勃勃的明星，需要考慮得則比這多得多——但吊詭的是，恰恰是章子怡，在過去這20年里，扛著一個“把欲望寫在臉上”的罪名。
王敏佳無法抵抗命運給她的——比如時代，比如美麗，比如他人的惡意。她不得不承受下來。她美麗被摧毀的那一刻成了很多人心目中這部電影最驚心動魄的時刻。但是，當采訪中，章子怡自己回憶《無問西東》時，她所憶起的是，王敏佳在毀容之后，在云南給孩子們教書——
“她跟他們一塊兒唱歌，她坐在那里，有一縷光照進來。她坐在那里剝豆子，她還是沒有生恨。”
這個片段我們并沒有最終成片的《無問西東》中看到。但那是章子怡本人，最喜歡的鏡頭。
被最嚴厲的教育培養出來的好學生
“信念感”這個詞可能是2017年下半年最流行的詞語之一。它的流行，始于坐在《演員的誕生》評委席中間位置的章子怡——“拍戲無數年，我合作過很多演員，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一個演員當面提出過任何表演的問題，因為我深知自己的本分，尊重合作伙伴。但是，在《演員的誕生》這個舞臺上，我的身份不同，坐在這個位置上，就要對這件事情負責，我必須要履行我的職責。”
章子怡19歲拍攝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我的父親母親》
關于章子怡的認真這點，并不怎么出乎人們意料,關于她的“敬業”，從來沒有受到過半點質疑。然而她的認真是每時每秒的。錄備采的時候，她給自己打板：一只手高高抬起，然后用力拍下去，發出很脆很響的一聲“啪”，“演員章子怡備采”，她精氣神十足地說。
她是一個老派人：來錄節目的時候，和每個人都要打招呼，走的時候也不忘感謝，“多謝攝像大哥，辛苦了”。要和丹丹姐開會，怕遲到，簡直是一路小跑著去。聽說吳秀波來了，去他休息室里打招呼問好。覺得陶虹的表演特別好，私下夸了又夸，驕傲地說，“這是我們中戲的大師姐。”
像那種被最嚴格最講究的方式教育出來的好孩子。
那的確是的。彼時的中戲極為苛刻。表演專業才一個班，千軍萬馬擠進來20人，卻還要再經歷一層考驗——大一的匯報演出被稱為“甄別”，演出不過關的將被勸退或者轉專業。那一年，20個人里被甄別走了4人，“本來是6人，還有兩人就是我和章子怡”——劉燁曾經多次回憶這段黑歷史，這兩位的友誼在那個時候開始結下。他們的問題是年齡小，沒有生活經驗，也就編不出交作業所需要的小品。有次倆人演一對離婚的夫妻，老師看著看著笑了起來：“你們這是演戲嗎?不是小孩兒玩泥巴過家家嗎?”全班哄堂大笑。
匯演自然也是不行的。他們最后請了一位師兄吃飯，飯桌上兩人說到傷心處，痛哭起來，師兄才為他們寫了一個劇本，兩人排了一天，過了。
那是一種普遍彌漫在中戲表演系的氛圍：外形條件在新生中非常突出的胡靜回憶大一，“我特別后悔選擇了表演這條路，太不適合我了，我是在迷惘和糾結中度過的，人生是灰色的，不，不是灰色，是黑色”。學過戲曲，在舞臺上已經很有經驗的袁泉，“進校第一個月就被打趴下了，學習壓力很大”，她用吃來緩解壓力，一度胖到了120斤。
他們幾乎是被當做表演藝術家培養的最后一代人。中戲給他們的第一堂課是，“要想學做戲，先要學做人”。第二堂課，“中戲的學生不跑龍套，你們要想跑，不用在中戲待上4年，馬上就能實現。”
學習舞蹈的章子怡
大二，常莉擔當這個班的班主任。這一年，兄弟院校的同級生趙薇一夜紅遍大江南北。目睹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常莉開始有一些轉變。然而，中戲絕大多數老師仍然對此毫無認知，“傳統的表演系統主張‘內大于外’。她(常莉)卻是‘外大于內’，強調實用性。我們當時不贊同。” 時任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亞，在曾經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這么回憶。
然而即便是思想開明如常莉，也并不準許學生在頭兩年就參加校外活動。有一次班主任常莉上完課，準備離開課堂的時候，發現所有學生都仍留在座位上——他們醞釀了很久，要和班主任進行一次關于出外接戲的談判。這個談判并沒有成功，大一大二不能接戲仍然是鐵規。
就算到了大三，學生們終于可以開始接戲，那也得經過老師們的審核，必須好劇本、好團隊、好導演，學校才會放行。
1998年，霍建起來中戲挑中了劉燁拍《那人、那山、那狗》。女主角方面，劉燁還向導演推薦了章子怡和袁泉，然后才知道，章子怡已經接到了張藝謀的電影，而袁泉，也被滕文驥選中接拍《春天的狂想》——都是好戲，都是大導，符合嚴苛的中戲老師們的標準。
“張藝謀導演找我拍戲，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這些大導演的名字，當年在我們那時候簡直崇高得不得了，就覺得他們真的是像神一樣的存在。”很多年后，章子怡面對著騰訊記者，回憶自己當時的入選，只有四個字，“懵懵懂懂”。
她雖有被“神”挑上的興奮，同時也難免恐慌——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這個“大任”不是即將走上成名的金光大道，而是，為整個行業——包括自己老師們都仰望的“神”工作，該如何才能擔負起“神”的期待，完成“神”給予的任務?
在電影衰落的年代里她只有電影
我們還必須再回顧一下上世紀的電影環境——或許這樣，才能理解章子怡之所以成為了章子怡的原因。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是中國電影行業的第二次衰落。1995年，中國大陸全年電影產量低于100部，總票房跌破10億。許多傳統的電影制片廠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廠則轉向影視合作，搞起電視劇。到了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電影制片廠像許多大型國有企業一樣，發不出工資，只能出賣廠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電影院也干脆出租給了干錄像廳起家的老板。
整個行業衰落至此，章子怡也大約很難在“電影明星”這個title上寄托太多的夢想。《我的父親母親》之后，張紀中開過200萬的天價，那可是在二十年前，邀請她出演《笑傲江湖》中的岳靈珊。她拿不定主意，打電話征詢張藝謀導演的意見，“一定要繼續拍電影，你有潛力，不要為了一點蠅頭小利把前途給毀了。”
拍攝《十面埋伏》時，導演張藝謀給章子怡講戲
其實當年的電影行業如此破敗不堪，誰能保證下一部戲什么時候到來?而張藝謀所說的“前途”——自然不是賺錢的前途，甚至都不是當明星的前途——而是一個表演藝術家的前途。那時章子怡不到20歲，表演也未到了她自稱的“開竅期”，更談不上“演員的自我修養”。更何況，演一部電視劇就真能廢掉一個演員未來的生涯?換成另外一個女孩子，或許就不管不顧地接了。
但章子怡不敢，“神”說不可以，章子怡就再也不去想。放棄了200萬的片酬，無非是，不肯讓敬重的人對自己失望。在章子怡個性里，從小到大，最大的特色都是這股好強之心——她很擅長壓榨自己，來完成一些看起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像11歲，她因為優秀的身材比例，被選了上舞蹈學院，才發現自己先天條件羸弱，既沒有柔韌度，也沒有平衡感，其他學生輕松能做到的，她需要強行硬壓才能完成。但這樣的她，甚至還在15歲的時候，拿到了中國青少年最權威的舞蹈比賽桃李杯的獎項。
事隔半年張藝謀導演全力推薦了章子怡給一位舉足輕重的導演，她最終通過努力得到了片中的重要角色。
這個導演，是李安。這部戲，就是《臥虎藏龍》。章子怡從此成了“國際章”。
《臥虎藏龍》中最為經典的一幕，是章子怡與周潤發的竹林爭斗
史航認為，一切的惡意都恰恰來自于“國際章”這個概念。一，幸運;二，超過所有人的成就，是章子怡的“原罪”——就連張藝謀都承認，“章子怡的成長道路真的是像夢幻一樣”。
那是2000年，新世紀開始了，如今圈內的著名經紀人宗帥那個時候是北京一家報紙的文娛記者，他對于那個時代的記憶是，“工作量突然增加了，以前文娛一周兩個版，現在十幾個版”。
國內的娛樂行業，真正開始興起了。章子怡，這樣一個被舊的行業傳統打磨出來的女演員，被歷史選中，送上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條道路從未有人走過——鞏俐倒是更早就成為了“國際影星”，可是那個時候只有電影行業，沒有娛樂行業。唯有章子怡，是這個新時代制造出來最獨特的明星，她的聲名，在新時代的加冕下，嘩地一下，升到了半空，成為了所有人抬頭才能看見的那朵璀璨煙花。
人們需要給這個“獨特”找一個解釋。“人們覺得她是一個簒奪者”，史航說。
在當時，章子怡本人，對于這些惡意，毫無準備。
沒有人相信她的夢想這么簡單
《我的父親母親》入圍柏林電影節，組委會讓導演帶著全體演員上臺。那天她穿了一件紅色的肚兜——一個剛踏入國際的，不懂時尚為何物的，中國女孩正常不過的民族風選擇，然后留下了一張和張藝謀共同捧起銀熊獎的照片。在傳播過程中，這張圖漸漸被描述成沒有得到張藝謀允許，她強行沖上了臺，“只穿了一個肚兜”。
“我人生被造的第一個謠就是這個”，章子怡回憶，“我那個時候真的什么都不懂，我就是19歲、20歲的一個女孩，很快成為了媒體編造謊言的主角”。同時，她也還清楚地記得，這并不是柏林電影節后立刻就有的傳聞，而是在一段時間之后，暗暗發酵，慢慢擴散，乃至傳播到不可收拾。
《我的父親母親》獲得第50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章子怡與張藝謀上臺領獎
在這個過程里，張藝謀以他獨有的方式幫助了她——張藝謀覺得這毫不重要，“你不用解釋，這個事情是不需要解釋的，你只要踏踏實實拍好你的電影，作品會代表一切”。這倒的確是張藝謀個人不二的價值觀，這個從小就背著“黑五類”家庭成分壓力的陜西男人，一生致力于把自己培養成“有用的人”和“干活的人”，自尊而又孤獨地維持著“不說”，從未主動為自己辯解過一句話。
張藝謀說“不用解釋”，章子怡就沒有解釋，何況她也同樣是高自尊人格——“人是要相處的，不是說我解釋我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了”。
確實——她的解釋，也并沒有什么用。
“你看我曾經的訪問，我一直在說我想有家庭，想有孩子，這是我一直的夢想。我現在這么快樂，因為這個我唯一的夢想實現了。其他東西都是順其自然，表演是一步一步鍛煉到今天的，我熱愛這個行業，這將是我終身的職業，除此之外，我的世界簡單得黑白分明”。她對我們說。
我們必須承認，在她真正結婚和生孩子之前，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相信，“國際章”是一個把結婚生孩子當成最高夢想的人——誰都以為，她的夢想是抵達一個又一個高峰，乃至當做了母親的章子怡在微博上成為一個“曬娃狂魔”的時候，全民都驚呼，“想不到”。
章子怡在微博曬出與女兒醒醒的日常
“近期的夢想是《一代宗師》可以早點拍完，長遠的夢想還是想有一個家庭。”這是2012年她說的。
“當你真的碰到一段可以托付終身的情感時，你會為了這個覺得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特別期望有一天我真的能找到一個情感上的依托對象，兩人彼此相愛，有家庭有孩子。”2011年。
“我的職業讓我覺得孤獨。因為不能過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愛人、朋友們在一起。我經常到一個城市拍一段戲，然后又得到另一個地方。有時我會突然覺得非常孤獨。每參加完一個婚禮，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里都會被刺痛一下。”2010年。
“如果讓我在獲得中國第一個金球獎影后與結婚生子二者之間抉擇，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后者。金球獎這次得不上，下次沒準兒還有機會嘛。作為一個女人，即使你事業再優秀、再獨立，你還是希望有一個港灣，可以歇歇腳。”這是更早一點，2006年說的。
人們終究以自己的想象構建明星的公眾形象。而從北京女孩章子怡到“國際章”——甚至是，已經變成褒義的“娘娘”這個稱號之間，可想象空間之大，或許堪比一個可吞噬萬物的黑洞。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
章子怡何以是一個從20歲出頭就以結婚生孩子為至高夢想的人?
11歲，她進舞蹈學院。作為寄宿生，她每周有10元生活費，可以供她“在樓下買一個汽水，買一個火腿腸，然后是3毛2一包的方便面，海鮮味的，我印象特別深。”吃飯是免費的，只是如果想要吃個雞腿就得去上食堂二樓的小灶了，幾塊錢，她舍不得。 但每個周六，“下午就兩堂課，兩點多就可以放學了。我都跑到學校的圖書館借錄像帶，我會每一個星期花兩塊錢借錄像帶。”
她借回家很多好萊塢大片，比如那時正熱門的《辛德勒名單》。但重點不在于片子本身，那個年齡的她，大部分電影都看得似懂非懂。她持之以恒地每周節約兩塊錢花在錄像帶的原因在于儀式感本身，“我就是想跟家人呆在一起，共同去做一件事”。
“因為他們沒有跟我做過什么事情，他們沒有時間帶我出去玩，串親戚啊。我爸媽不是那種爸媽，他們不帶我出去玩。我想跟我爸爸一塊看電影，因為我爸愛看電影。我爸爸可以跟我講是怎么回事兒，我特別想把人物關系搞清楚，我爸可以給我解釋。”
與家人在一起，這就是她眼里最重要的事情。2005年的一個采訪，記者讓她回憶童年趣事，她想起的是，她小時候非常喜歡看見家門口多停了幾輛自行車——那就意味著家里有客人來了，家里就會熱鬧一點，沒準還會帶著孩子們去逛公園——雙職工，兩個孩子，她是一個可以理解父母辛苦的乖女兒，但那種希望得到家長陪伴的渴望，也同樣在沉默而又倔強地萌發著。
章子怡、汪峰與兩個女兒
那些渴望，在她成年后，匯成了想自己有一個家庭的念想。她坦言，自己為數不多的幾段戀情，其實都建立在結婚這件事上，當她發現對方并不是一個能夠組成家庭的理想人選時，她扭頭就走，“我不會拖泥帶水，一個人適不適合在一起生活，其實在很短的時間里，當事人就會有感受，有些問題永遠都會是問題，無論付出多大的努力，永遠也都改變不了。”
她以自己一貫強大的主見選擇了婚姻，對于網絡上那些不理解的聲音，她的態度是：“日子是自己過的，話是別人說的，這是兩碼事兒。”
她有了一個渴望多年的孩子。對女兒她無限耐心、無限溫柔。“我永遠都會找到項目帶孩子去玩。我們去動物園，去湖邊喂鴨子。我們去看蝴蝶，給她穿渾身都是蝴蝶的衣服，很快她就清清楚楚地認識了蝴蝶這個昆蟲。”
章子怡面對女兒總是有無限的寵溺與溫柔
“滿足。”夜色中疾馳的車上，章子怡用這個詞為自己當下的生活做了總結。“我現在還在跟你聊還在說，其實我已經困得不行了，但我的內心是很快樂的，是很滿足的。”
“以前不快樂嗎?”
“就看那個時候我的戀愛狀態是什么樣子了。”她坦誠得令人驚訝，“如果我的感情在一種很美好的狀態里面，也許會好一點，但是永遠不會得到現在這么滿足的一個狀態。”
那天她錄完節目，是凌晨2點收的工，然后她要趕去和汪峰一起吃宵夜。一上車，她就掏出電話打過去：“老公，他們家剁椒雞蛋特別好吃，還有小炒肉，幫我點上。”
電影臉的標準是要有故事
有一次，她興致勃勃地給周冬雨買了一個小鏡子——是小黃鴨造型的，讓她想起了周冬雨那個綽號。然而她也并不認識周冬雨，“我有個造型師說認識她，回頭讓他去送給周冬雨”。
她喜歡周冬雨，我們問她對“電影臉”有什么看法的時候，她說：“周冬雨，小小的吧，但她能量那么大。《七月與安生》里她有場戲我太喜歡了，就是馬思純死在醫院的時候，她要簽死亡證明。演得有層次有控制，節奏把握得非常好，這就是電影臉，是需要在銀幕上有穿透力的。”
“舒淇也是電影臉啊。”舉薦起人來的時候，她也不避諱是同輩，大大方方送上贊美，“舒淇多好看啊，她的臉有故事，你看她電影的時候是能感受到那種魅力的。”
很顯然。章子怡心目中的“電影臉”和各種審美公眾號里對“電影臉”的分析并不一樣：不是什么“骨相美”、“五官比例好”、“線條流暢”。她的標準只有一個，“演員的能量”。
那么，演員是可以隨著閱歷增長而逐漸擁有“電影臉”的嗎?
“有人生歷練的人再去演戲，哪怕容貌沒有太多變化，但是眼睛里散發出的光芒是不同的，那些眼睛里面能看到故事。”
章子怡在《演員的誕生》中以陰陽臉扮相出演小劇目
38歲的章子怡，在前不久，猛然發現自己已經到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她主動提起，“我最近笑，都發現自己眼角有皺紋了”。這個發現有點讓她愕然，“因為以前就沒見過嘛”，但是，她也沒有恐慌，“我現在是適應階段。就是歲數大了，因為我也不折騰，不打針什么的。”
她在適應她的新皺紋——既視之為人生里必然來臨的事情，也視之為從此銀幕上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像是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把年輕當作女性優勢資源的時代，樂觀地相信，皺紋的產生不會影響自己的事業，“這個歲數你也可以去演這個歲數的角色啊。我前陣子拿了一個劇本，我跟導演說你可千萬別讓我去裝嫩，我不是那個年紀了，沒有信念感這個角色就不成立。我可以演符合我現在閱歷的角色嘛。”
可那切切實實的——包括很多演技在線的女演員都會遭遇的，40歲以后逐漸沒戲可拍的情況啊?
“我太不擔心了，演戲這個事兒我就是特別自信，我從小就是，所以我從來不爭戲，不搶戲。”——幾年前，她拍《太平輪》的時候，合約馬上都要簽了，遭遇到其他女明星以“帶資進組”為許諾的爭奪。她聽聞此事的時候，人在巴黎，給吳宇森打了一個電話，和吳宇森說了很多自己對角色的分析和看法。
到了這一步，電話里的她仍然是矜持而自尊的，“在我心中只有對角色的揣摩，那些污的東西干擾不到我的節奏。”。
章子怡在《胭脂扣》中的旗袍扮相
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有任何的復雜性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不拍戲了呢?
“我不拍戲了，我就好好的過我的日子去。”
在《無問西東》里，黃曉明和章子怡之間有一句動人的情話：他扮演的陳鵬對她扮演的王敏佳說，“你別怕，我就是那個給你托底的人”。而在章子怡的事業里，“托底”大概不是一句玫瑰色的情話——她有她興致勃勃的人生要過，這才是她的“底”。
如果不是親見，很難想象“愛張羅”居然會是章子怡個性里的一部分。
節目錄制期間，每天叫外賣，都一桌人一起吃，既包括她身邊的經紀人、助理，還有浙江衛視的編導，也包括我們這樣的“外人”。她給所有人夾菜，“杭州的魚特別好吃，放到中間，每個人都嘗嘗”，甚至她會注意到誰吃得比較少，“再吃點啊”。
刷朋友圈的時候，她看到一個朋友抱怨買到了不好的蘋果，便立刻找人打聽，“上海有沒有靠譜的水果商”，然后讓助理幫她定了水果送去，“問問現在應季的水果有什么。有蘋果嗎?哪種好吃?進口的葡萄有沒有?哦，草莓也上市了。”
《演員的誕生》編導周斌在得知自己這次要負責章子怡時，內心忐忑：“國際章啊，國際級別的，感覺跟我們完全(不是一個世界)……”前兩期錄制“步步驚心”，因為章子怡要求非常高，可后來他慢慢發現，章子怡嚴格歸嚴格，卻是一個極好溝通的人。
她的宣傳劉曦見過章子怡出國時如何給團隊的人挑禮物：“每個人都有，而且是‘定制’的，她會考慮你是什么樣的，買一個適合你的，比如編導天天熬夜熬得臉都糙了，她就給他帶男士的護膚，還有眼霜，她很細心。”
周斌很快成為了章子怡團隊中的一員，跟著其他人一起親熱地稱她“姐”。章子怡跟女兒醒醒視頻的時候會拉上他：“這是舅舅，跟舅舅say hello!”
正在背臺詞的章子怡
前來采訪的我們，也能感受到這種親和。上場前，她糾結要不要穿襪子——她只穿了一雙毛毛拖鞋，覺得有點兒冷。此時，她團隊里有位工作人員感慨：你們這些女的，怎么都這樣不愛穿襪子?她們也是沒穿——我們剛從北京抵達浙江不久，已經私下抱怨了好一會兒江南的溫度太有欺騙性了。她聽聞之后，瞬間就和我們結成了統一戰線：那我說什么也不能穿!就不穿!走!
“在一個環境里，我希望每個人都舒服，我都希望能照顧到了。我就是一個很操心的人，很多人不是，自己呆在一個角落里就好了，別人和自己無關。可是我就是這樣一個人，很多時候大家都是沖著我來的，所以我有這個責任。”她清楚自己的個性，“我從小就是，我會換位思考的，我會站在對方角度看問題。就像我小孩這么小，我必須站在她的角度去猜她說什么，猜她為什么手要一直撓她的褲子，是不是有商標扎到她了。”
這“操心”往另外一個角度說的話——她甚至帶有一點很少被人意識到的“悲憫”。
《演員的誕生》里，有幾位參賽選手在表演結束后的發言環節，訴苦訴了很久——因為發言時間太長，臺下很多觀眾對這些不是當紅明星的演員，產生了極大的不耐煩情緒，甚至有觀眾發出了噓聲。
然而當我們在采訪中向她提起這幾位選手時，她的回復是，“雖然她說的時間有一點久，但是我理解，我覺得她不容易，心里有很多的苦澀，你說平常她跟誰去分享呢?她在這個舞臺上，或許就有機會留下來，觀眾就會對她多了解一點，這可能是她唯一的一個機會。這樣想你是不是就覺得還可以，可以理解了?”
包括她說自己被搶戲的時候，除了忿忿之外，也不是沒有一點理解，“也許某些人需要靠這樣的角色奠定他的江湖地位或者多拿一個獎。有好角色大家都想演，就像你們，有好職位大家都想爭。”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她既沒有高高在上的自得，也同樣沒有高處不勝寒的自憐。她沒有想成為一個傳奇的自覺，她活在她的日子里，且對獲得幸福有強大的信念。因此，她非常斬釘截鐵地，“我還有很多時間，她們(演過的角色)的人生我一點都不羨慕，我不想有任何的復雜性，我希望我的生命就是簡簡單單的我自己的。”
但或許——對于生活與生命本身的高投入，這又成就了她的那些角色。
《無問西東》里王敏佳被眾人羞辱以后仍然要抱著雪花膏和蛤蜊油睡覺，《羅曼蒂克消亡史》小六在被囚禁與強奸之后，素著一張臉沉默地認真吃飯，仍然有著要活下去的欲念——那都是她自己，作為一個體驗過好，也體驗過壞的成年女子，對于這個世間的理解，對他人的好意。
大約也是，演員章子怡和北京女孩章子怡之間的，相互成全。平凡與偉大之間的，相互成全。
(實習編輯/張婧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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