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或講話中先后10多次提到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肯定陽明心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也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

五百年前的王陽明，為何直到今天仍然備受推崇?陽明心學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智慧?今天，我們重溫陽明心學的意義何在?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酈波以其數(shù)十年的專研所得，為我們一一道來。

不同的牛人“榜單”里都有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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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您出版了《五百年來王陽明》一書，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這在您意料之中嗎?

《五百年來王陽明》，酈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酈波：

意料之中吧。即使對我自己沒信心，我也應該對陽明先生有信心(笑)。

近代有句流傳甚廣的話：“五百年來兩大完人，前有王陽明，后有曾國藩。”平心而論，曾國藩還是遜于王陽明的。另有說法認為，儒家歷史上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兩個半完人，一是萬世師表的孔夫子，一是開創(chuàng)心學的王陽明。還有半個，即晚清實學代表人物曾國藩。你看，不同的完人“榜單”里都有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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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中國被奉為“完人”，王陽明在鄰國日本的影響力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酈波：

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近代日本的崛起，在現(xiàn)象上看是脫亞入歐，在思想上看則可以說主要是以陽明心學為奠基的。從倒幕運動到明治維新，不論是前三杰中的高杉晉作，還是后三杰中的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都是陽明心學的忠實信徒。

明治維新之初，日本派使團到西方，希望列強能夠取消逼迫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當然是談不成的。但被拒之后，這個使團沒有灰溜溜地回國，而是用了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詳細考察了美英德法等12個西方列強，這一年多的考察和學習，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維新的基礎。

之所以會這么做，和使團成員大都為心學信徒有很大的關系，他們實踐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日本學者高瀨武次郎曾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yè)家，乃至維新諸豪杰震天動地之偉業(yè)，殆無一不由于王學所賜予。”章太炎也曾說：“日本維新，王學為其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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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僅是陽明心學的故鄉(xiāng)，而且早在1861年就開始了洋務運動，為何沒有產(chǎn)生明治維新這樣以陽明心學為先導的運動?

酈波：

王陽明卒于1529年，近五百年來，追隨者眾，到了近代中國，也不乏很多實踐者。當年毛澤東進入長沙第一師范學堂，就是以一篇研讀心學的文章《心之力》而受到老師楊昌濟器重的。青年毛澤東還發(fā)過“名世于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余子”的感慨，意思是說王陽明之后無來者。

但問題在于，如果從整個國民精神的角度看，不得不說，心學的精粹并沒有在我們的國民教育中發(fā)揚光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心學一直被誤讀、被歪曲。

“心”乃生發(fā)意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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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學最大的誤讀，是否就是把它當作主觀唯心主義學說進行批判?

酈波：

這種誤讀，很大程度上源于對心學“心外無物，心即理”的錯誤理解。王陽明所說的“心外無物”，是不是如陸九淵當年說的“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是不是就是后來貝克萊說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王陽明在世時就曾有類似的質(zhì)疑，由此引發(fā)了中國哲學史上有名的“巖中花樹公案”。

有一次，王陽明和學生、朋友同游南鎮(zhèn)。學生看到南鎮(zhèn)山巖中有一棵花樹，非常美，就問老師：先生說心外無物，難道我們不來南鎮(zhèn)，這棵樹就不開花、不美麗了嗎?

對此，王陽明是這樣回答的：“汝未來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汝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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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這段話?

酈波：

我覺得要回到原始文本。

“汝未來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中，“寂”是關鍵詞。“寂”從寶蓋頭，是房子的意思，下面的“叔”原意是手去撿豆器，也有說是撿法杖，不管是豆器還是法杖，都是祭祀用的禮器。“寂”常和“寞”在一起。甲骨文的“寞”是上下草叢中一個太陽，意即太陽下山了。祭祀完成，神靈退去，收拾起祭祀的器物，這種狀態(tài)即是寂寞。古人認為，失去了心中的價值歸屬，人的精神沒有了依托，才是寂寞。

“汝來看此花時，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什么叫“明白”?日月合為明。而白，非指顏色，在甲骨文里，白是一口多舌的意思，形容一個人在極盡表達、反復陳說。

從訓詁的角度解釋了這幾個關鍵詞，就明白了，針對花存在不存在這個問題，學生問的是一種物理存在，王陽明回答的是一種價值存在。王陽明的“心外無物”，說的是“心”乃生發(fā)意義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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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曾經(jīng)引用了王陽明“身之主宰便是心”這句話。

酈波：

這是對心學的正解。“本在人心，內(nèi)心凈化、志向高遠便力量無窮。”“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這就是陽明先生的“唯心”。

“知行合一”解決習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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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9年至今，習近平總書記先后10多次提到王陽明和他的學問。其中，“知行合一”提到了7次之多。

酈波：

龍場悟道讓王陽明悟出了“心外無物”，正式創(chuàng)立了心學，之后他將“心即理”不斷延伸，以糾當時知識分子空談、虛談之弊病，漸漸產(chǎn)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行和知，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很重要的兩大命題。從《尚書》開始，到孔子、莊子、孟子，到二程、朱熹，然后到明末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再到孫中山、陶行知，都思考、討論過這個問題。

比如陶行知，原名陶文濬，讀了心學之后改名陶知行，后來再次悟了，又改名陶行知。為什么一改再改?因為知和行哪個在前哪個在后、哪個容易哪個難，哲學上爭辯得很厲害。王陽明卻不割裂兩者，而是提出知行合一。

也有人提出：人世間最常見的是“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王陽明回答：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知、行是一個整體。古人總把知、行分開說，是希望人們有意識地對知和行分別加以研究，因為世上多的是冥行妄作和好說空話、不著實躬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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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能夠解決人的什么問題?

酈波：

習性的問題。人的習性是很難克服的，你現(xiàn)在所有的一切，大部分都是你的習性造就的：成功是由好習性造就的，失敗是由壞習性造就的。王陽明的忠實信徒曾國藩說過一句名言：“敗人兩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惰”就是不著實躬行。

我認為，解決習性問題，沒有比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它能夠幫你找到真正的自己，塑造自己，成就自己，是強大的生活之道，是生活中改變習性最關鍵的一種智慧。不僅如此，它也能成就你的家庭、你的團隊、你的組織。

沉浸進去，才能融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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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道”到“做到”，依然有個跨越問題，如何才能“合”呢?

酈波：

我稱之為沉浸式體驗。心學是儒家的一支，萬法歸宗，我們來舉個孔子的例子。

孔子年輕的時候曾向師襄子學音樂。師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但沒告訴他曲子的名字。孔子練了一段時間后，師襄子覺得不錯，打算教他新曲。孔子說，我只會了技法、指法，還沒掌握節(jié)奏、韻律。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發(fā)現(xiàn)他進展神速，又提出教新曲。孔子說，我還沒能把握曲子的思想和情感，再練一陣子。又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發(fā)現(xiàn)孔子的水平都快超過自己了，可孔子還是不接受新曲，理由是“吾知其志，未知其人”，說自己把握住了曲子的思想情感，但沒琢磨出是什么樣的人作了這首曲子。再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又來聽了，聽完坦誠地對孔子說，你再練我就沒法教你了。孔子搖頭說：“吾知其人，未知其類。”意思是我大概明白作曲的人了，但還得琢磨下他身上體現(xiàn)的是哪一類人的思想和情感。

直到有一天，孔子把這首曲子彈得酣暢淋漓，師襄子聽得失魂落魄、自愧不如。彈完，孔子長身而立，說自己看到作者了，“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這氣吞諸侯的磅礴之勢，“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大吃一驚，因為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

這就叫沉浸式體驗，不光學習，做任何事都是這樣。只有沉浸進去，你才能和你的對象融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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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行，行到合，終極的目標是什么呢?

酈波：

就是那個“一”，“一”就是王陽明講的“致良知”。王陽明說：“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于毀譽得喪。”為什么你總覺得疲于奔命，覺得有些事做得還可以，有些事真難，那是因為你心中“牽于毀譽得喪”。毀譽得喪是一種利益判斷，不是價值判斷，你的出發(fā)點和終極追求都不是致良知。

“良知”典出孟子。孟子說：“不學而能為之良能，不慮而知為之良知。”就是說，知天理、知人間大道，是一個人內(nèi)心本來就有的，但因為現(xiàn)實的緣故，各種欲望、情緒、不良習性，蒙蔽了良知。致良知，就是要面對“事”，找回良知、良能。

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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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三家都非常講究靜坐修行，靜坐也是心學入門的一個功夫，但對于忙碌的現(xiàn)代人來說，這樣的修行幾乎是一種奢侈。

酈波：

忙不是今人才有的困惑，古人一樣有這個問題。曾有一名官員聽王陽明的課聽得手舞足蹈，恨不得天天來聽，但覺得自己每天要處理那么多公務，實在沒有時間。

王陽明一聽他的抱怨就說，你聽了我那么多課，怎么還沒開化，我什么時候讓你放棄工作來修行?

王陽明的觀點是“事上練”，也就是他的信徒、日本的稻盛和夫等人都喜歡講的“工作即修行”。“知行合一”的重要方法就是“事上練”，在處理各種事情的過程中磨練自己。王陽明的一生并不長，有限的一生里，他還疾病纏身，但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誤。不說立德、立言影響了五百年來多少代人，光是建功立業(yè)，他平亂、剿匪、料理政務，哪一件是輕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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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學生向王陽明請教靜坐的問題，說自己“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今天的我們也很容易遭遇這樣的心境———事到臨頭，缺乏定力。

酈波：

對此，王陽明的回答是：“是徒知靜養(yǎng)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他曾經(jīng)婉轉(zhuǎn)而又犀利地批判那種坐枯禪的靜坐方式，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像僧人那樣坐枯禪。心學是一種實學，是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是要功用的。心學不是解放一個人，而是要解放一代人、解放整個族群。靜坐必須要和“事上練”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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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王陽明的大徹大悟與禪宗的頓悟是大不相同的。

酈波：

是的。佛教講的是放下，心學講的是拿起;佛教求的是解脫，心學要的是擔當。有根本的區(qū)別。

在龍場，王陽明就參透了生死問題。如果是佛教的禪悟，那他就不用再做龍場驛丞了，不如放下一切、云游四海。但那不是王陽明，如果王陽明追尋的只是個人的出路，他也不會五百年來如此受人推崇了。相反，他龍場悟道后，先著書，后開書院，更重要的是，國家危難時刻，他挺身而出，毫不遲疑。

一句話，他不僅迎難而上，而且尋難而上，多少兇險，全然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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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他也可以說是放下的———至少他放下了自己。

酈波：

我認為，他是一只手放下，一只手拿起。從放下什么、拿起什么中，可以看出王陽明的“良知”———“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我這顆心是光明的，這就夠了。這是一生坎坷而創(chuàng)下無數(shù)偉大功績的王陽明留下的最后一句話。

治療當今社會頑疾的一劑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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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什么時候開始研習陽明心學的?

酈波：

我深感遺憾的一點就是，自己沒有早一點接觸陽明心學，而是到了28歲那年、面臨一些人生困惑時才開始接觸的，但從此就專研下去，沒有中斷。

王陽明真正打動我的，不是他經(jīng)受殘酷折磨而幾近死亡的關頭，也不是他為躲避追殺而詐死的逃亡經(jīng)歷，而是他忍辱負重、在遭到各種迫害的間隙追尋自我的努力，是他歷盡劫波、功成名就后排除干擾，聽從良知的召喚，決定魂歸故里的悲壯之旅。

王陽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斷自我完善的一生，他不僅找到了內(nèi)心的光明，更將這種發(fā)現(xiàn)盡力散播，幫助更多的人發(fā)現(xiàn)自己內(nèi)心的光明。他的理論建樹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自我的修煉和實踐的鍛煉，他的發(fā)現(xiàn)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正因如此，自陽明心學誕生以來，歷史上許多杰出人物都將其奉為圭臬，身體力行，并創(chuàng)造出了輝煌的事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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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萬歷年間，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就說：“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之后五百年里，心學余緒不絕，如今又起“陽明熱”，您覺得陽明心學持久、蓬勃的生命力源自哪里?

酈波：

自秦以來中國2000年的文明史，一直存在著儒法之爭。初始的儒家，包含很多民主思想，關注人性，但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儒家，實則是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

之后，程朱理學之所以受到統(tǒng)治者的青睞，在于它是儒家向法家的妥協(xié)，統(tǒng)治者用理學禁錮人們的思想，用法術控制人們的行為。此時，陽明心學從一片黑暗中殺出一絲光亮來，其啟蒙價值無異于歐洲的文藝復興。

陽明心學是一種人性的回歸，但又是一種向前的推動。在個人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每個人找到內(nèi)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奠定人生的格局，獲得行動的智慧;在族群的層面上，它可以讓我們反思歷史，追慕先賢，獲得中華民族超越時空不斷進取的巨大力量。

上觀新聞：

今天的我們，行進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重溫陽明心學的現(xiàn)實意義和當代價值又在哪兒?

酈波：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這樣的表述指明了我們回顧歷史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尤其是回顧本民族歷史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人類歷史上，每當出現(xiàn)重大的精神危機或文明發(fā)展的困局時，總需要從某些偉人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才能繼續(xù)前行，重新走回正道。陽明心學“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智慧，正是解決當今社會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等問題的精神藥方。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人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應該讀王陽明。

當今世界各民族也可以從陽明心學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正如杜維明先生所言，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

許嘉璐先生也曾表示，陽明心學的意義在于它是治療當今社會頑疾的一劑良藥。當物質(zhì)生產(chǎn)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資本的邏輯已經(jīng)處處碰壁，世界各國陷入精神困頓的時候，王陽明的心學智慧就成為照亮人類文明未來的一盞明燈。

酈波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中國詩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點評嘉賓。

原標題：酈波：王陽明為什么能紅五百年，我們該向他學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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