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社會各界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即將公布非常關注，也引發了人們對養老和生育問題的討論。一邊是我國老齡化基數大、速度快，另一邊是總和生育率跌破國際警戒線。上有老下有小，不僅關乎每個小家的明天，也關乎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怎樣看待我國人口變化趨勢?年輕父母育兒、養老的雙重焦慮該如何緩解?國外應對人口轉型的實踐對我們有何借鑒意義?本報記者就此展開了深入采訪。

結婚3年、育有一女的楊華女士(化名)最近頻頻收到母親發來的消息。要么是陪鄰居阿姨遛娃時喜歡上了她的一雙小外孫，要么是留在老家工作的楊華的發小懷上了二寶，話里話外都是“催生”之意。楊華理解老人家“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但對于自己這個背著房貸的雙職工家庭來說，養一個孩子似乎已是“滿載”。

“生二孩，經濟上意味著要換大房子和雙倍的教育投入，我們負擔不起;精力上，我不想放棄工作當全職媽媽，帶孩子只能靠雙方父母幫忙。”楊華無奈地說。作為一個典型的“421”家庭，楊華的困擾折射出獨生子女一代的現實壓力——育兒、養老難兩全。而透過“小家”看“大家”，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正與生育率低迷兩相疊加，成為擺在整個社會面前的現實難題。

數據顯示，到2019年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5388萬人。根據相關預測，“十四五”時期，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將突破3億，從輕度老齡化邁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同時會滋生“少子化”問題。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生育水平有進一步走低風險。

一邊是“老去”，一邊是“不生”，我們該如何跟上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趨勢，更好地回應養老和育兒之需?

趨勢 “一老一少”之壓撲面而來，但我們韌性仍存

不久前召開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21年會經濟峰會上，多名專家直言，老齡化遇上“少子化”，將成為我國未來社會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更有專家用“撲面而來”形容這一趨勢，認為其將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間加速到來。

“‘少子化’是很多國家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國總和生育率早就低于自然更替水平，這給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人口結構帶來了嚴峻挑戰。”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發言中說。

“人口老齡化也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北京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教授、樂齡研究院院長楊根來分析，尤其要注意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以及“未富先老”問題。英國等發達國家從成年型社會向老年型社會轉變用了七八十年，同期人均GDP為5000美元到10000美元;而我國完成這種轉變只用了20年左右，人均GDP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從現在到2030年之前，我們的養老負擔可能會越來越重。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援引聯合國《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數據稱，2019年到2050年，我國人口基礎將面臨三重轉變——少年兒童人口減少，0~14歲少兒人口和比重從2.4億人、占16.7%降至2.0億人、占14.2%;勞動年齡人口縮減，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和比重從9.1億人、占65.2%減至7.2億人、占51.2%;老年人口和比重增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和比重從2.5億人、占18.1%升至4.9億人、占34.6%。

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正面臨人口結構的巨大轉折。“數十年間，我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從人口數量型矛盾為主，轉變為人口結構性矛盾為主。”原新判斷。

面對人口形勢的變化，人們擔憂：“社會如何負擔這么多老人?我們會不會面臨80多歲仍需外出打工的窘境”“人口拐點就要來了，紅利期消失后會暴露更多社會問題”……

在原新看來，所謂“人口拐點”并不盡然，新的“人口紅利”仍然可期。“盡管可以預見未來中國人口會出現負增長，但切記一點：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原新說，老齡化、“少子化”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挑戰，然而機遇猶存：一是少年兒童社會撫養負擔減輕，健康和教育整體得到改善;二是勞動年齡人口縮減的同時其規模依然巨大，人力資本積累日益雄厚;三是老年人力資源尚有很大的挖潛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認為，我們有挖潛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空間，“我國依舊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規模龐大的具有基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群體，為我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貢獻了豐富的‘人口紅利’。而隨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將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支撐性力量。同時，我們要看到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是我國經濟發展保持韌性的關鍵。此外，我們的人口總撫養比依然較低，處于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黃金期”。

變遷 家庭規模縮小，傳統養育觀念式微

在被冠以“中國最愛生孩子省份”的山東，85后青年王芳(化名)透露，身邊同齡人中有生二孩意愿的，早在政策剛放開時就決定要生了，還有很多人生育意愿并不高。“畢竟我們這一代人的觀念已經變了，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都比較常見”。

每年的出生人口是人們關注的一個重點。近年來，這一數據不升反降——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口分別達到1786萬人和1723萬人，創2000年以來新高，但之后就陡然下降，2018年降至1523萬人，2019年降為1465萬人。

除了下降，楊根來還觀察到當前各地生育率相當不平衡，生育率高的集中在中西部一些欠發達地區，而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及部分重點城市的生育率并不高，甚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數據背后折射出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養兒防老、多子多福曾是深植在老一輩人心中的傳統觀念，一些年輕人對此卻有些“消極”。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說，現在一些年輕人逢年過節不回家，是在躲長輩的催婚、催生。“十四五”時期，我國育齡婦女規模大幅下降，90后、00后將成為生育主體，婚育觀念快速轉變，少生優生晚生成為年輕人的選擇。

知乎用戶“Wonder王達”分析，生育意愿下降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本質上是一個投入收益平衡和機會成本的問題，即：生育成本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過高了。他同時還表達了養老焦慮，坦言：“兒女對老人的陪伴屬性正在減弱，子女成年后與老人天各一方是常態，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子女們不啃老就已經很優秀了。”

據記者觀察，成年子女與父母分開住的現象十分普遍。而隨著父母步入老年，子女陪護老人會遇到許多困難，比如人手不足、居住距離遠等。

楊舸認為，家庭結構變遷使得家庭養老功能弱化，也引起養老觀念的變化。我國家庭呈現小型化趨勢，成員數量在不斷減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的家庭戶均規模為3.1人，而該指標在1982年為4.41人。傳統的多代復合大家庭逐漸消失，核心家庭成為家庭類型的主體，單人家庭和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斷上升。當代年輕人更加追求自由、獨立的生活，傳統家族觀念被逐漸邊緣化，代際關系重心下移。養老觀念也變得更加多元化，對養老責任和養老方式的訴求更加包容，社會化養老正在被接納和推崇。

問策 支持家庭，是“養”“育”友好的起點

當老齡化、“少子化”如影隨形，如楊華一般“上不能侍父母、下不敢要孩子”的群體最關心的是，能否在“生育”和“養老”兩個方面得到更多切實的支持?

楊根來注意到，各地陸續在生育支持方面進行了探索，如北京調整生育醫療費用待遇、河南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貴州規定不得因女職工懷孕生育等原因予以辭退。這些政策的落地效果還有待觀察。從國際經驗看，政策出臺后，生育率變化不一。其中瑞典、法國鼓勵生育政策效果較為顯著，生育率有明顯提升;日本、德國鼓勵生育政策效果略小，生育率緩慢提升。這主要和政策出臺時間、實施力度以及歷史人口控制政策有關。結合全球低生育率國家經驗，我國或將從加大生育補貼、延長產假及育兒假期、完善女性就業環境和托幼服務體系、加大醫療補貼等角度給予生育支持。

“生育支持是一個系統工程。”賀丹給出了具體建議，一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在我國社會保障中的支柱地位，擴大保險覆蓋面。二是鼓勵和支持普惠型托育服務，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三是探索建立工作和家庭平衡機制，倡導創建“家庭友好型機構”。

楊舸亦持相似觀點，只有構建全面的家庭支持計劃，從婚戀、生育、就業等多層次、全方位地支持家庭生育和兒童成長，方能在適應年輕人價值觀念的情況下提振生育意愿。

解決好“幼有所育”之后，我們如何實現“老有所養”?

“首先需要正視問題，當前的養老保障制度和養老服務還有滯后的地方。”楊根來舉例分析，各地對“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養老模式的認識有偏差，認為養老分為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三種模式。表現在行動上就出現了重視社區、機構養老而忽視居家養老。很多老人都感受過養老領域的“冰火兩重天”：一方面，老百姓住得起、住得好的養老院一床難求;另一方面，大量高標準、豪華型養老機構門可羅雀。這說明我們的養老服務設施尚不完善、質量有待提高。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居家、社區、機構不是矛盾體，而是共同體。

“老年人不是同質的，是異質的。”原新強調，養老制度安排應該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按需施策。例如，老年津貼制度、高齡津貼制度采取以年齡為標準發放方式，忽略了老年人的身體、家庭條件等差異。這種津貼發放方式對于高收入老年人只是錦上添花，對于低收入老年人特別是生活困難老人，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此外，原新呼吁長期照料保險制度盡快成為正式的制度安排。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失能、半失能率高達18.3%，普惠制的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難以滿足他們的照護需求。

解決“養”“育”之需，是一個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賀丹總結，過去40多年，我國通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增強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適應性，實現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而當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頂層設計也隨之調整。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發布。“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在賀丹看來，一系列決策部署體現了我們對社會變遷和人口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為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完善與之相關的配套政策或許應該成為各級政府下一步行動的焦點。(本報記者 李丹陽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