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當然需要逐利，關鍵在于以什么手段逐利。如果不是通過利他而獲得自身的利益，那么所有逐來的利，都注定沾染著野蠻與血腥。
自8月底自如“甲醛房”事件曝光，在經歷了爆炸般的刷屏之后，逐漸歸于沉寂。但是，網絡傳播特有的暴熱暴冷，輿論注意力的快速轉移，并不意味著事件就此結束。媒體的追蹤發現，某些第三方檢測有些雜亂無序，消費者無所適從、維權困難。有些空氣檢測不合格的房間，被退租后當即又出現在企業App上，價格居然還漲了。
如此現象，當然讓公眾情緒難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會繼續對相關企業造成沖擊。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有消費者維權集中有待逐步消化的因素，但更為主要的，則是相關企業發展目標產生了偏移，在高速發展之時，忘記了企業發展究竟為了什么。
企業當然需要逐利，關鍵在于以什么手段逐利。如果不是通過利他而獲得自身的利益，那么所有逐來的利，都注定沾染著野蠻與血腥。在“甲醛房”事件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利他與自利的沖突，當一個危機事件僅僅被視為企業危機事件的時候，公眾權益便很難獲得真正的尊嚴和維護。
在互聯網時代，技術賦能已經使得某些企業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類企業，大多是互聯網公司，往往在某個領域占據絕對市場優勢，它們得市場之先，更攜新技術之利。它們當然是企業，但它們卻深刻地介入、重塑著人們的生活，深刻地影響著依托于瑣碎生活方才有意義的人的尊嚴與權利。
想想我們身邊如影隨形的網約車、外賣、網購、移動支付等平臺企業，我們實在不難理解這一類企業對于社會的力量。坦率而言，這一類企業已經帶有社會企業的特征，但當前的問題在于，社會企業的自覺意識，尚未真正普及開來，對于公眾以及管理部門來說，在概念上也仍然模糊不定。
前幾天，美團發布了一份題為《新社會企業：創新、平臺與價值》的研究報告，盡管在何為新社會企業、新社會企業究竟新的哪里、與所謂的舊社會企業究竟有什么不同等概念界定上尚存爭議，但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
近兩年來，成為社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已成為幾個主要互聯網企業的追求目標。除美團之外，騰訊的馬化騰也在2017年底提出，騰訊正在成為一家社會化企業。今日頭條的張一鳴在今年3月提出，平臺企業要承擔像基礎設施那樣的社會責任。9月份，程維在內部公開信中提出滴滴要做一家社會化企業。阿里則在其30年戰略中提出，不僅要成為基礎設施提供者，還明確了“解決社會問題”的企業定位。
這種不約而同地爭做社會企業的現象耐人尋味。一方面，當然與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我定位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類企業的業務，具有典型的社會化屬性。無需諱言，檢視一下近期出現的一些企業危機，例如滴滴乘客遇害，以及自如的“甲醛房”事件，它們無一例外地引發軒然大波，歸根結底在于這些事件與社會生活結合緊密，它們絕不只是企業自身的危機。
由此，我們其實并不需要過分糾結于何為新社會企業。新社會企業當然是一種企業價值的認識自覺，但同時必定是企業的責任意識、社會價值的自覺。唯有這樣出自內心的自覺，方能在企業自身治理上，超越單純的市場巨無霸。(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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