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浙江、江蘇、安徽、內蒙古、天津、河北、北京等多地陸續要求或提倡使用“食安封簽”，為外賣食品的“最后一公里”加了一道“安全鎖”。近日媒體調查發現，由于經濟、時間成本增加等原因，導致“食安封簽”推廣進度較慢。（4月19日《法治日報》）
食安封簽甫一面世，便受到了消費者的普遍歡迎和認可。作為外賣食品安全監管的一項創新，食安封簽可以在“最后一公里”加強對外賣食品的保護，降低外賣食品被不可預知的因素污染的風險，提升外賣食品的質量安全系數，給消費者帶來更踏實、更滿意的消費體驗。
沒有食安封簽，外賣食品以開放或半開放方式流轉，由于流轉過程涉及外賣餐飲企業、送餐員、消費者等多個環節，一旦外賣食品中出現不該出現的異物，或出現其他食品安全問題，難以查清問題發生在哪個環節，難以精準追究責任。有了食安封簽，外賣食品從餐飲服務企業的起點，到送餐員的中間環節，再到消費終點，一直處于閉環運行的狀態，如果外賣食品出現相關問題，便可根據食安封簽的完好或拆封、破損情況厘清各個環節的責任，并以此消除各方觸碰外賣食品安全底線的僥幸心理，倒逼、約束外賣餐飲企業、送餐員增強自律意識、法律意識，規范服務，管好屬于自己的那一段責任環節，合力保障外賣食品質量安全，封堵漏洞，降低風險，維護好消費者權益。
推行食安封簽制度是好事，但不少外賣餐飲企業在落實過程中態度并不積極，食安封簽在一些地方、一些環節出現了落地難、落地慢的現象，效果不盡如人意。這主要是因為食安封簽制度屬于倡議性質，缺乏法律法規支撐，缺乏強制執行力，一些餐飲企業、外賣平臺對食安封簽的了解不夠，認識不到位，不愿意為外賣封簽付出額外的經濟、時間、人工等成本。
要解決食安封簽推廣進度慢、落地難的問題，把好事辦好，有必要把食安封簽納入食品安全監管法律體系，增強食安封簽的“法律黏性”。各地可通過制定、完善地方法規或規章來明確食安封簽制度，在全國層面，立法部門或監管部門也可在總結地方經驗的基礎上，通過修改《食品安全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或出臺實施細則、法律解釋等方式，賦予外賣餐飲企業使用食安封簽的法律義務，統一食安封簽的格式、標準和完整性甄別方法，規定不使用食安封簽、破壞食安封簽的法律責任。
應該說，食安封簽消耗的經濟、時間等成本并不算高——通用封簽一條均價僅為幾分錢，定制款防水防油封簽的價格也只在一角錢左右，而使用封簽只是舉手之勞，費不了多少事——完全在外賣餐飲企業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況且，不少外賣餐飲企業還會以收取打包費等形式把相關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如果依托法律法規強制推行食安封簽制度，就不難打消企業的成本顧慮，不難突破企業的成本障礙。
同時，監管部門、消協等也應針對食安封簽積極開展宣傳工作，教育引導外賣餐飲企業、消費者了解食安封簽規則，理解食安封簽的價值和意義，增強使用食安封簽、監督食安封簽的自律意識、主動意識。
前幾天，京津冀三地消協聯合向外賣餐飲服務企業發出推廣使用食安封簽的倡議，建議企業施行“一餐一封簽”制度，并向外賣餐飲企業贈送500萬枚“食安封簽”，得到了 30余個品牌外賣餐飲服務企業的響應。這種柔性倡導服務與法律的剛性要求相結合，可以讓食安封簽制度取得更好的落地效果，值得各地各有關部門學習借鑒。（李英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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