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高考落下帷幕，有一群人也卸下了肩上的重擔，暫時結束了她們的使命。她們規模龐大，卻很少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她們有著同一個名字——陪讀媽媽。
顧名思義，所謂陪讀，就是指那些以孩子教育為首要目標，在孩子就讀的學校附近陪伴孩子學習并照顧他們生活起居的社會現象。不過，不同于城市中因派位而產生的家庭市內或區內遷移，這里所指陪讀的主要發生地在縣城。隨著農村孩子進入縣城讀書，家里人也隨之前往縣城，在學校附近租房或買房，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直到其參加高考，陪讀的任務才能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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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為何是陪讀媽媽而不是陪讀爸爸或其他家庭成員，似乎并不難理解，只要看看你身邊輔導孩子寫作業的、周末帶孩子去上輔導班的是誰就會“頓悟”。不同的家庭，在性別分工這一點上倒是高度趨同。陪讀媽媽的群體規模到底有多大？目前暫無確切的統計數據，不過一些縣城學校附近緊俏的出租房源以及村鎮學校里驟減的學生人數，或可說明一切。
陪讀當然是家庭決策，為孩子盡可能爭取好的教育資源是所有父母的目標。對農村孩子來說，教育的重要意義更加凸顯，舉全家之力托舉一個孩子，被賦予了傳承一個家庭甚至家族社會積累的使命。不過，當陪讀不再只是個別家庭的選擇，而越來越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主流”和現象時，基于家庭內部策略的闡釋就顯得有些無力。
那么，陪讀何以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如果將陪讀的擴散曲線與村鎮教育的發展曲線并列來看，似乎能看到某種相關關系。不少研究也指出，近些年來，隨著撤點并校等政策的推進，原本就并不均衡的縣城和村鎮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進一步擴大，而城鎮化也加速了縣城教育資源的集中。當村鎮的教育水平不再能滿足農村父母的需求和期待，那么進城尋求更好的教育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而一些縣城學校不甚理想的食宿條件、無法推卸的家庭教育責任等，也促使不少家庭做出媽媽陪讀的決策。而且不少孩子在小學甚至幼兒園階段就會進入縣城讀書，也很難離開貼身照料。
對于孩子來說，這似乎是最好的安排。對于家庭來說，這筆教育風險投資的成本卻并不低。除了進城買房或租房這項不小的成本外，作為媽媽的女性被束縛其中、遠離勞動力市場，對家庭來說也是不小的損失。接送孩子、制作三餐這些事將她們的時間切得稀碎，要想找個像樣的工作并不容易。
之前我們也曾關注過著力實現媽媽們工作與家庭平衡的“媽媽崗”就業探索，但客觀地說，在陪讀盛行的很多中西部縣城，并不具備這樣的產業空間和經濟基礎。而且，對整個社會來說，她們退出勞動力市場也是不小的人力資源損失。高考結束后，陪讀媽媽們除了打零工，似乎很難實現其他形態的再就業。
另一個值得審視的角度是，“劇場效應”下，隨著越來越多的家庭被卷入陪讀中來，教育投資也水漲船高，教育不平等或將被進一步拉大。
陪讀媽媽們的堅忍和犧牲當然值得被看見，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其背后城鄉教育不均衡的結構性背景。因為，這正是該群體大規模存在的根源。她們的存在及困境提醒我們，在保障農村學生享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更平等的教育機會這件事上，還有很多需要我們去做。有關部門也應重新認識陪讀媽媽這一身份標簽，把對該群體的就業技能培訓及服務等納入公共服務視野，為人力資源市場不斷積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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