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疫情造成的特殊電影市場環境，很難想象兩部完成于不同年份、不同背景和不同風格的兒童題材電影《矮婆》《不期而遇的夏天》，同時出現在院線中。湖南山鄉的10歲女孩“矮婆”，江西客家小鎮上的轉校生“水生”，在九月的大銀幕上相遇，他們被不同的現實困境包圍，卻掙扎于相似的精神痛苦：這些無法得到父母照顧的、被忽視的孩子，怎樣突破孤獨的囚籠?

制圖：李潔

《矮婆》的整體風格質樸，導演謹慎地不讓畫面顯出精致的修飾感。蔣能杰導演之前有多年拍攝紀錄片的履歷，他在《加一》《村小的孩子》和《初三》這些作品中，持續地關注農村變革環境下的留守孩童。《矮婆》是他第一次嘗試劇情長片的創作，影片延續了導演在紀錄片作品中的思考，也沿用了紀錄影像的質感來呈現這個以留守女童為主角的虛構故事。蔣能杰設計了粗疏的情節框架，給予非職業演員自然發揮的空間。紀實和虛構的界限在女孩“矮婆”的故事里是模糊的，鏡頭遠遠地凝視著一群湖南大山里的非職業演員，他們在不成表演的表演中交付了各自真實的生態。

“矮婆”是女孩蔣云潔的外號，她和兩個同父異母的妹妹跟著奶奶在村里生活，生母不知去向，父親和繼母遠在廣州打工。奶奶很老了，身體孱弱，小云潔只有10歲，本該是被照顧的孩子，卻因“大姐”的身份，早早地承擔起“照顧者”的責任，既照看妹妹，也照顧奶奶。《矮婆》的敘事指向“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結構矛盾，但主創委婉地回避了尖銳議題，取而代之是一種心事重重的凝視。影片中的畫面和運鏡，讓觀眾切實地感受農村的實在風貌，一個女孩怎樣日復一日早起，烤紅薯給妹妹們當早飯，幫奶奶分擔拾柴、放牛、洗衣這些家務，以及，《我的媽媽》這樣一道普通的作文題帶給她最深重的煩惱，奶奶無言應對她關于生母的逼問。《矮婆》值得討論的地方，不是影像技巧和修辭的完成度，它的余韻在于對人的生存細節的記錄，從中爆發出“現實”深處的犀利力量。

來自母親的愛和溫存，在云潔的生命中注定缺失了。照顧妹妹的日常中，她變相地在扮演“小媽媽”，這是一種苦澀的慰藉，一個女孩在持續付出關愛時，體會她并不曾有機會得到的愛。她在照看他人的童年時，回味一點自己本該有的童年。《矮婆》是關于中國女性逆境中頑強生長的一幅現實主義的速寫，結束于詩意的祝福。云潔短暫地和父母團聚，因為無法解決在城市就讀的問題，不得不重回農村。然而世俗的局促，已不能遏制少女內心的生長——女孩回到奶奶去世的老屋，在舊屋窗前，她看到朝陽照亮植物上的露珠。

《矮婆》中也出現了男孩們，他們同樣被父母留在身后，和老人相依為命，在留不住老師的村莊中，男孩們像盲目的小野獸般長大，那些沒有被接到父母身邊或被送去教育資源更好的村鎮的少年，接二連三地涌去城市，開啟宛如冒險家的打工生活。《矮婆》點到為止的故事，是《不期而遇的夏天》展開的寓言。《矮婆》傳遞著女性本位的堅忍的樂觀，《不期而遇的夏天》是男性視角下，對于“留守少年”所面臨的精神發育的深度焦慮。

《不期而遇的夏天》開始于一組平行敘事：少年水生被外出務工的父母送到鎮上外祖家，男孩木訥、怯懦、沒有朋友，因為轉校生的身份被校內惡少霸凌;社會青年黃四毛拾荒為生，常去工地上偷雞摸狗尋些建材賤賣，為此屢遭包工頭追打。兩個“挨打”的人意外發生交集，再窩囊的成年人面對惡劣的小孩子也綽綽有余，黃四毛接連出手給水生解圍，男孩以為自己找到可以依靠的“朋友”，并不知道對方和自己一樣，是被他人譏諷的“土狗”。

也許是為了讓影片擁有商業片的質感，《不期而遇的夏天》里精心構圖且嚴密組織的視聽，一定程度地脫離了村鎮生活的物理質地，它的裝飾感和舞臺感都過于強烈了，為了烘托“水生”和“黃四毛”這對互為鏡像的、充滿隱喻感的人物關系。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對抱團取暖的忘年交的故事，實際上，短暫充當水生保護人的黃四毛，是一個嚴重超齡的“孩子”。黃四毛的隱隱約約的“過去”，和水生正在經歷的“當下”，構成清晰的互文——水生可能是黃四毛的過去，黃四毛可能是水生的未來，他們的相遇和由此締結的情分，是童年對童年的救濟。盡管這救濟很多時候是笨拙的。

所以，影片雖然指涉留守兒童這個現實的社會議題，但它實際并沒有圍繞現實展開，而是呈現了一則關于青少年男性不穩定的精神世界的寓言。與《矮婆》里生活自身質地帶來的刺痛感不同，《不期而遇的夏天》里讓人心痛的是野蠻生長的少年對世界的想象和回應。癩皮狗一樣的黃四毛最終對鎮上的“惡霸”揮拳相向，在象征層面救助水生，也救助自己。這種絕地反擊帶著游離于生活的幻想，折射創作者的思考——在野地里生長的少年，該如何掙脫以暴制暴的閉環?(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