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一個美國人
在來中國之前挑一本書
他的答案可能就是史景遷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專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于當地時間2021年12月26日與世長辭，享年85歲。
史景遷1936年出生于英國，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長達43年。作為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西方學者，史景遷以優美流暢的文筆，用講故事的方法將中國近代錯綜復雜的歷史與人物寫成多本著作。
他的《追尋現代中國》《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王氏之死》《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等著作，將一個更真實、豐富的中國介紹給了西方人，同時也收獲了大批中國讀者擁躉。
“在他感同身受、敘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國人所經歷的這些，都化為有血有肉的遭遇，盡管有時候殘酷不堪。通過真切摹寫出人物的品性及其處境，史景遷親切地帶領我們走進這些人的生命，讓我們仿佛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仿佛跟他們有過直接的交流。這種感覺，只有最好的歷史作品里才能賦予。”漢學家費正清這樣評價史景遷的成就。
01
最會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史景遷熱愛故事。在童年的寄宿學校里，每晚熄燈后同學們的深夜消遣就是相互講故事。他覺得在故事里自己找到了自由，躲開了學校門衛，躲開了無趣的秩序和規則。
對故事的如此熱愛，影響了史景遷的一生，讓他成為了“最會講故事的歷史學家”。
如果讓一個美國人來中國之前挑一本講中國的書，他們很可能會選擇史景遷。即是因為他的名氣夠大，在美國和西方影響了一大批對中國感興趣的年輕人。更因為他的書不枯燥，很容易看進去。
例如在《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中，史景遷竟然嘗試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化身康熙本人。他頗為大膽地全文用“朕”，來展現康熙大帝波瀾壯闊的風云人生，以及作為血肉之軀的喜怒哀樂。
當然，這些技巧都基于史景遷充分且科學的歷史考證之上。在研究過程中他意識到，“為什么不能讓康熙自己來重新體驗他的帝王人生呢？為什么要不斷說‘康熙這樣想’、‘康熙今天病了’，而不是由第一人稱直接講述？”
結果證明，這樣寫作歷史的方式非常吸引人，1974年該書出版后引起西方史學界關注，有評論稱他文體自成一派，剪裁史料別具慧心。當然也有反對者，例如錢鐘書在拜訪耶魯時，就曾私底下開玩笑說史景遷是“失敗的小說家”。
但即便是史景遷最嚴格的批評者，也會對他所傳遞的人文主義精神加以肯定。曾對其作品給予尖銳批評的阿里夫·德里克，就用兩個特點來概括史景遷的作品：
“他致力于從不同文化的差異之中，探求人類共同本性的人文主義追求；他堅持的是，不帶任何傲慢地面對不同社會之間文化差異的普遍主義立場。”
02
“我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亞？”
史景遷這個中文名，是中國史專家房兆楹給他起的。“史”字發音符合他的英文姓氏Spence，也點出了他以研究歷史為人生追求；“景遷”則有“景仰司馬遷”之意。
史景遷非常崇拜司馬遷，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史學大家，但也會謙虛的表示自己當然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另外，雖然《史記》也是講故事的敘述，史景遷并不完全同意司馬遷對待歷史的態度，認為其中有些記述真實性存疑。
“強烈而剝削的道德裁判”，這是史景遷對于司馬遷的史學評價，他認為司馬遷筆下的歷史，是讓每一件記錄的事情都被后人以道德作審視。而他堅持的是，歷史學家其實不需要事事都去進行道德判斷。
在學術和生活中，史景遷都有一些自己的堅持，有些在外人看來不免古怪。比如他在美國生活了大半輩子，卻遲遲不肯加入美國國籍。有人問他為什么執著于要當個英國人，他反問道：“我為什么要背叛莎士比亞？”
這樣的“異鄉人”思維，也滲入到他的作品中，擦出了許多有趣的火花。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中，他提到了鮮為人知的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打入中國士大夫群體；在《大汗之國》里，他揮灑筆墨，從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聊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講的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歷史進程。
當然，還有他最流行的“小說”作品《胡若望的疑問》，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到了萬里之遙的法蘭西，雍正子民去了趟歐洲卻被關進瘋人院，荒誕至極卻又真實。
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如此評價史景遷：他的主要貢獻，是啟發不同文化要互看，從而造成一種張力。“自己看自己，比較封閉；我看你，與你看你自己是不一樣的。”
03
曾多次來中國
作為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史景遷腳踏實地來過幾次中國。
1974年，也是他完成《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的同一年，他就作為耶魯大學代表團成員來到了中國大陸，在此之前的1960年代他還去過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
后來，他循著自己書里的軌跡，去過了北京、上海、云南、廣西，每到一地都有新收獲。
1989年，應樂黛云邀請，史景遷來到北大，這是他首次來華講學。當時一連講了八場，在國內學界極為轟動。
史景遷最近一次公開來華，是2014年春天。到達北京那天，正好趕上嚴重的霧霾。讓他驚訝的有兩件事，一是北京城市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是中國讀者對于他的狂熱。
2014年2月28日，他在北大舉行此次中國之行的第一場公開演講。原定在北大一間能容納180人的教室舉行的講座，被迫轉移至另一間有380個座位的大教室，但仍無法滿足蜂擁而來的“粉絲”。這是一場關于沈福宗的講座，到場的人里知道他故事的并不多。
無數人爭相找他要簽名，人們用狂熱又期待的眼神盯著他——史景遷知道自己在中國有名氣，但仍對這樣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議。
他當時說：“我是個歷史學家，更喜歡從過去得到經驗。中國如此遼闊，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復雜的外交環境，確實很難治理。在整個20世紀，中國人確實經歷了如此多的困難，但是他們仍然在堅持前進。”
當被媒體問到“這個時代的中國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時，史景遷回答到：“我不確定，中國太復雜，太獨特，我還需要思考。”
文、編輯／Cardi C
部分資料來自：
新京報書評周刊《歷史學家史景遷逝世：最會“講故事”的漢學家》
中國新聞周刊《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治理中國是件太復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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