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自：吐槽電影院
（ID：tcdy007)
14年后，孫海洋夫婦終于又一次擁抱到了自己的孩子。
他們永無止境的尋找和等待，在那一刻似乎有了盡頭。
電影《親愛的》原型人物孫海洋夫婦
張譯、黃渤等出演過《親愛的》電影的演員，也紛紛淚奔祝賀。
看起來，一部留有遺憾的電影終于續上了圓滿結局。
但其實，現實中罪惡與情感的纏斗，仍看得人揪心。
那些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有多少能在現實世界響起回聲？又有多少能鼓勵人們笑中帶淚永不言棄？
不如，今天就從《親愛的》說起——
《親愛的》里張譯飾演的韓德忠，原型正是孫海洋。
一個組織起尋親互助團體的富商。
他是找尋那些失蹤孩子們的家長中，最積極最堅定的代表。
可同時，韓德忠也代表著現實里的大部分——他找不到，找不動了。
當這個人選擇“倒戈”時，電影與現實生活的界限不再明晰。
在找孩子的漫漫長路上，命運給韓德忠開了一個又一個的玩笑，讓他不得不信命、信佛。
他曾殘忍地生吃猴腦，后來丟了孩子，從此只吃素不吃肉。
追趕疑似拐賣孩子的貨車，拼命搶下麻袋一看，里面是只猴子。
那一刻，他只能在雨中絕望地抱頭痛哭。
你要讓他怎么不信命。
?
我不敢去想，有多少被拐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過這樣的心情——這是不是我的報應。
《親愛的》里另一位家長原型彭高峰就有過這樣的恐懼。
他害怕與人發生爭執，怕聽到這樣的話——
“你上輩子做多大的缺德事啊，孩子被你搞丟了。”
幸好，電影里的遺憾在現實中暫且畫上了一個句號。
孫海洋夫婦終于可以停下腳步，享受十幾年來第一次平靜的喘息。
事實上，這幾天關于這對父母和他們尋回的孩子的紛紛擾擾，一直沒停過。
這也在無形中創造了更多的討論空間：
有博主科普防止兒童拐賣的知識，分享“團圓”小程序，關注團圓行動；也有人提倡給孩子和父母都提供心理咨詢服務；還有人在各大平臺針對“買賣是否同罪“的議題發表觀點……
當絕大多數人能秉承著這樣的信念發聲——找到一個是一個，少丟一個是一個，那么，真正的團圓應該會近一點吧。
扎因把父母告上了法庭。
為什么？
因為生了他。
電影《何以為家》改編自敘利亞難民兒童贊恩的真實經歷。
無數個與扎因、贊恩一樣的孩子，他們不長的生命里受到的苦難，大多直接來源于父母。
他們生活在什么樣的家庭里？
生、生、生，不停地生，男女各有各的用處。
扎因12歲，他的一天是到惡棍房東的小賣部打零工，再到街上攔路人賣果飲。
為了賺一些零錢在街頭游蕩，回家再被父母謾罵毆打。
上學，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薩哈，扎因11歲的妹妹，被穿上粉色裙子和中年房東“相親”。
扎因像應激的小獸拼死想留住妹妹，而怕被收回房子的父親噤若寒蟬。
最后，薩哈死于小產。
扎因的父母有罪，但他們不是惡的源頭。
無數個小家庭駭人聽聞的悲劇，背后是整個社會的滿目瘡痍。
《何以為家》，直譯名《迦百農》，阿拉伯語中指代著混亂和災難。
這正對應著黎巴嫩，這個巴以沖突間接受害者的復雜國情。
無數難民涌入，黎巴嫩的人口由四百多萬本國居民和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上百萬敘利亞難民構成。
這些難民擠在不屬于他們的城市的偏僻角落，茍且偷生。
當活著成為唯一的目的，不會再有人去思考尊嚴、暢想未來。
多生一個，多一個勞動力，多一份資源，是這些父母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理所當然地，兒童，作為最弱勢的群體，成為了被剝削的最后一個環節。
非法買賣、非法雇傭、童婚、毒品、性侵……他們的世界遍布危險。
導演拉巴基用最直白干脆的鏡頭，還原了黎巴嫩街頭最常見的景象。
孩子們衣著破爛，滿嘴臟話，吞云吐霧，他們早就被這個世界異化。
拉巴基的本心，也只是想讓藍天白云下的我們看見，原來還有孩子，在這么活著。
導演拉巴基說：
“我不想天真地說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變你看待這些孩子的態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態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變你。當千千萬萬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些問題時，真正的改變才會開始發生?！?nbsp;
直至今日，拉巴基仍與政府密切合作，解決更多難民小孩的問題，并想通過紀錄片的形式讓大家看到現實正在好轉。
贊恩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何以為家》播出之后，贊恩和家人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移民挪威。
他滿足了自己的小小愿望，有了屬于自己的床，睡到了自己的枕頭。
而難民營里還有無數個贊恩和薩哈，他們生活在無知、愚昧、骯臟的世界。
當成年人引發的戰爭，后果波及到每一個無辜的孩子身上，那些人是否需要反思、是否嘗試停止？
幸好《何以為家》在，贊恩就一直在吶喊——
你們是否可以停手，留給我一個干凈的世界。
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自然繞不開鼎鼎大名的《熔爐》。
電影里，姜仁浩為了孩子與社會的陰暗面對抗，在荊棘路上孤獨長跑。
現實里，《熔爐》能夠上映，則是無數人跨越6年不停歇的接力。
2005年，全應燮老師，姜仁浩的原型，第一個揭開了光州仁化學校的丑惡。
自 2000 年起，以校長、教務主任金氏兄弟為首，仁化學校的數位教職人員對學生進行施暴和性侵。
受害者年齡從 7 歲到 20 歲，性別有男有女。
校方威逼利誘，用各種手段讓證人閉嘴，讓受害孩子的父母簽下和解協議書。
根據韓國《未成年性行為保護法》規定，受害者與施害者達成和解，法律也無法繼續介入。
二審判決，校長和教導主任被判緩刑獲釋。
而全應燮老師丟了工作，沒了收入再度陷入貧困。
所幸，他將第二棒遞到了另一個人手中——
韓國作家孔枝泳，她被稱為韓國文學的自尊心。
在新聞上看到關于仁化學校報道，孔枝泳坐不住也忍不住了，她立馬動身去往光州。
與孩子們相處的十天里，孔枝泳小心翼翼，怕自己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就會對孩子們造成二次傷害。
終于，這個溫和又堅定的女人得到了孩子的信任，聽到孩子們說道“無論男孩女孩都遭受了性侵害、不分對象的毆打虐待”后，孔枝泳開始用筆對黑暗宣戰。
創作《熔爐》小說的過程是煎熬的，孔泳枝因為壓力過大時常發燒，還需應對校方找上門來的威脅。
兩年半后，《熔爐》小說面世，創下當時韓國網絡文學的連載點擊紀錄。
自此，第三棒也順利交到了《熔爐》小說的讀者孔劉手中。
作家做了作家的事，演員孔劉也想做些演員該做的事——將《熔爐》影視化。
為了自己，也為了無辜的孩子，他無法做到視而不見。
“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干演員這行多久，等我的年紀再大一些，回顧我曾參與作品列表的時候，希望有一部《熔爐》這樣的作品。”
2011年9月22日，電影《熔爐》在韓國首映，創下觀影人次570萬的記錄，約占韓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終，沖向終點的這一棒，交到了全體韓國民眾的手中。
上百萬人在韓國門戶網站Daum上發起請愿。
2011年10月，韓國國會208名出席會議的議員以207票贊成，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名“熔爐法”。
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電影名命名的法律。
《熔爐》改變了世界。
電影，從不僅僅是電影，它是一種有能量的媒介。
導演楊德昌說電影延長了我們人生至少三倍。
在一個個或貼近現實或放飛想象的世界里，我們看到了不同人的際遇、不同地點的風貌、不同文化的風情，看到了生活之外更大、更廣闊的世界。
看到了我們也許一輩子不會碰觸的生命的角落。
《我不是藥神》以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的原型，是小人物的大愛。
《籠民》再現香港底層民眾的居住問題，是階級的固化和壓迫。
《弱點》講述白人家庭收養黑人男孩，是善意終將有回報。
......
電影是生活某一面的聚焦。
在其中，生命延長的不僅是時間，更是感受、是體驗、是視角。
我們潛移默化中被感染、被鼓舞、被塑造，愿意為不幸惋惜，為不公發聲。
電影的傳播從不局限在影院。
當它在現實里震蕩出漣漪時，才在某種程度上真正被看見、被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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