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世界和遲開的花朵
周曄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張她本人的鉛筆素描畫。畫面里的她烏黑的短發配著精致的妝容，高領毛衣搭一件小西服，笑起來溫和而優雅。
這幅畫是學校里一個十七歲的學生畫給她的。相比于兼職的手語主播，她的職業身份是北京市東城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她的學校現在一共有186個學生，其中聽障孩子有50多個，其余的是智力障礙，年齡從6歲到20歲都有。課桌和教室看上去和普通學校沒什么差別，走廊墻上貼著孩子們的軍訓照片，仔細看會發現他們擺臂的姿勢和眼神儀態都不太協調。對不了解他們的人來說，視覺上會帶來一些不適感。
周曄做“特殊教育”這一行，始于1983年，她加入的是北京市第一聾人學校，也是現在她所在學校的前身。當時她19歲。
她剛去的時候是語文老師，教書的時候口手并用。比如一個“杯子”，要拿出一個真的杯子，然后唇語讀出來給學生看口型，再加上文字，還有手勢，四個結合在一起，建立一個完整的“杯子”的概念。
她坦言教聾孩子發音是最難的部分。很多孩子從出生就沒有聽到過聲音，不知道語音是怎么發出來的，但是他們并非沒有說話的能力。
她曾經多次對媒體提過一個名叫李箏的聽障孩子，剛來時七歲，“ge”這個音怎么都發不出。這個音需要舌根兒抬起才能發，但是又看不到這個抬起的動作，于是周曄就把李箏的手放在自己的下頜，讓她感受口腔變化。她在不見起色的時候也曾經想過放棄，“大不了就把‘ge’念成‘ke’吧。” 終于有一天放學，周曄送李箏到校門口，她朝哥哥和爺爺飛奔過去，用最大的力氣喊了一聲“哥哥”。這是她來到這個世界第一次這么呼喚親人。那一刻，李箏的哥哥呆住了，周曄也哭了。
就這樣，周曄在學校里一待就是34年。在給學生的寄語里，她寫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好比姹紫嫣紅中遲開的花朵。命運的饋贈有先有后，尊重每一朵花的時令，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差異。”
1995年，中殘聯和央視合作開設手語翻譯欄目，她被老校長推薦試鏡，當時就被選中了。她和主播賀紅梅合作，出現在《本周》欄目里。經過逐年改版，這個欄目就是現在的央視節目《共同關注》。她和學校的六位老師承包了手語翻譯的工作，每人每周直播一小時。
2012年全國兩會，中央電視臺首次引入手語直播，周曄成為第一位手語直播翻譯。此后的十八大她再次擔任這一重任。如今，她已成為大眾最為熟知的手語翻譯。
周曄和聽障部美術職業學生交流。受訪者供圖
對話
“最大意義在于傳遞尊重”
剝洋蔥：你此前想到自己能引起這么大的關注嗎?
周曄：萬萬沒想到。大家實際是關注十九大，也不是關注我。可能覺得三個半小時挺長的，一看這人一直比劃，形式覺得挺新奇，對我是出于一種同情吧(笑)。
剝洋蔥：打了34年手語，這門語言在你眼里是什么樣的，能完全表達意思嗎?
周曄：手語產生于聾人群體自身。我覺得是一種非常美的肢體語言。如果沒有手語，完全靠畫面，小點兒的孩子看不懂字幕，只能是連蒙帶猜，我們多給他們提供一種交流上的支持，理解起來就會更容易。雖然不能完全表達內心世界，至少能表達出80%-90%的客觀事物，實現溝通和交流。
剝洋蔥：“溝通”這個詞，在你的字典里有什么特別的含義?
周曄：溝通，就是能夠達到一種自然的互動，實現情感和內心的表達，實現無障礙的交流，方式上可以有很多種，不一定是語言和語言之間的對話。比如他想下樓梯，困于沒有語言能力，老師在前面走，他突然把老師推下去。有可能覺得老師擋在他前面，他想過去過不去，就用推的方法。有可能是無意識的，不知道這個會帶來什么后果。這時候你用什么方法跟他繼續溝通?解決這些問題就是我們學校的一門課程。
剝洋蔥：特殊兒童教育里，最難的是什么?
周曄：難不難，是你內心的一種認同度，同一個事情有的人覺得就難，有的人就覺得不難。難又怎么樣?你做不做?孩子行為突然間異常起來，控制不了，你越控制他越嗷嗷叫，那這時候怎么辦?有的老師可能知道這個孩子喜歡什么，或者猜出來他早上吃了什么東西不舒服了，產生了異常性，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搞定了。專業性不強的老師，就可能束手無策。主要看你用不用心。對我來講，沒有什么最難的。
剝洋蔥：職業價值感主要來自于哪里?
周曄：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這些孩子從不行到行。最開始不會用勺用筷子夾菜吃飯，穿鞋只穿沒有鞋帶的，不會系。這些最簡單的生活問題，我們解決了，這就是我們的價值感。那一瞬間會很快樂。可能有些正常家庭的孩子，到了高中大學除了念書還什么都不會，我們智(力)障(礙)的孩子，洗衣服做飯收拾屋子，都比你強。他們是先天有缺陷，但不是生活的矮子，而是生活的強者。
剝洋蔥：這次做十九大直播手語翻譯，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周曄：是一份很大的榮譽，辛苦中會有興奮感。因為我給了自己一次挑戰極限的機會。更讓我興奮的是，國家層面能夠考慮到聾人群體，讓他們第一時間聽到這么重要的聲音，這個不僅僅是聽到報告內容本身，而是傳遞了一種尊重，這個意義更大。
原標題：十九大報告手語翻譯周曄：萬萬沒想到引起這么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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