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并不知道，法律其實沒有問題，她會護佑我們多行正義。而行不義者，必有一款法律等著他。
廣西某地一男子騎電動車不慎摔倒，腿上鮮血直流。隨后趕到的一女子將其扶起并送到醫院。男子聲稱沒帶錢，女子墊付了醫藥費，并跑前跑后幫忙取藥。然而，醫治完畢后，男子非但不稱謝，反而誣陷女子是肇事者……
這是最近刷屏網絡的一段視頻，似乎是很熟悉的橋段，對吧?幸好“農夫與蛇”的故事沒有上演——無奈之下，女子報警，民警調取了事發路口當時的監控錄像。面對監控視頻，該男子最終承認是自己不慎摔倒，好心女子得以保住清白。
但沸騰的民意平息起來卻不容易。過萬的評論、跟帖中，很多人追問：如果現場沒有監控錄像，好心人如何說得清楚?很多人感慨：做好事既費錢費力，還要面臨心理創傷，風險太大，我們還是不要去做了!
這種反應相當自然。但正因其自然，更令人擔憂。筆者思忖，為什么一個對于法律的錯誤理解，居然如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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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里的“農夫與蛇”，寓義是要分清善惡，對于不義之人，不必施以仁義之舉。孔子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入，無道則隱……孟子言，防禍于先而不致于后傷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這種“預判風險、遠離災禍”的思想，與《伊索寓言》的教益可謂異曲同工。
然而，救助他人反遭訛詐與“農夫和蛇”的根本區別在于，在事發突然、情勢緊急的情況下，救助者根本無從預判，躺在地上的是知恩圖報的好人，還是懷有蛇蝎之心的惡人。這是否意味著，在公德心的驅使下你上前施救，如果沒法自證清白，將面臨著巨大的責任風險?
從2011年的“小悅悅”案，到今年的“女子斑馬線遭二次碾壓”，因為“恐懼擔責”而見死不救，成了一種現象。見死不救的路人需要從靈魂深處拷問自己，但更需反思的是，為什么如此多人會做出這樣冷漠的選擇?是他們生就冷血，還是他們對社會的認知擊穿了自己的道德底線?
很多人并不知道，法律其實沒有問題，她會護佑我們多行正義。
有人怪罪法律保護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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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扶他人需要自證清白才能避免無妄之災嗎?顯然不是。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根據此條的規定，當事人在民事官司中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有舉證責任。“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一般舉證規則。
在一般情況下，自然人之間的侵權行為，適用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前述事件中，如果男子認為女子撞了他，必須承擔舉證責任，如果舉證不利，則要承擔敗訴的后果。換句話說，即便沒有監控視頻，那位好心的女子最終也不可能被訛詐成功，因為男子的片面之詞，顯然無法成為具有確定性的證據。
因而，路人倒地，大家都放心大膽地上前施救吧!莫讓心頭的霧霾，遮敝你的溫暖與陽光。我們要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惡到頭終有報”。
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非但如此，法律還豁免了救助人因經驗不足而帶來的損害賠償責任。2017年頒布的《民法總則》第184條規定，在上海，素有“好人條款”之稱的《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第42條規定，此條規定，就是為了在救護車到來之前，打開生命通道的“最后一公里”。這些富于人文主義氣息的規定，釋放著法律的善意。
對于那位惡意訛詐的男子，難道不應課以法律責任以儆效尤嗎?
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其實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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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詐者是否構成違法，如果構成，違反的是什么法，要承擔什么法律責任?凡此種種，均須在法律框架內細為分析。
是不是名譽侵權?名譽侵權的一個構成要件是，存在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并為第三人所知悉。該男子雖然誣稱女子是肇事者，但并沒有公開散布，故尚不構成名譽侵權。那么，算不算敲詐勒索?敲詐勒索指向的是財物，可以在民事與刑事兩個層面展開。在民事上，民事法律向來不追究未遂的情形，在本事件中，因為訛詐沒有成功，因而該男子并不構成財產侵權。在刑事上，雖然也追究未遂的情形，但構成犯罪，往往還要滿足數額等客觀要求。這次事件，不存在較大數額，也沒有發生多次敲詐的情形，故不構成敲詐勒索罪。
既不侵權，又不犯罪，訛詐恩人，道個歉就完了?
別擔心，行不義者，必有一款法律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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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我國《民法總則》第八條規定，這里所謂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公序”指的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所依附的一般秩序，它反映著社會基本價值取向，而“良俗”也被稱作是善良風俗，即一般道德觀念或良好道德風尚，包括社會公德、商業道德和社會良好風尚。
公序良俗承擔著矯正法律或者填補法律不足的功能。
比如，有男子將財產遺贈給“二奶”，雖然贈予雙方的意思表示均為真實，但該行為以非法同居為基礎，有悖公序良俗，法院會判決該遺贈無效。
只要遵循一定的技術規范路線，都可能成為公序良俗所涵攝的內容。
而中華民族大量傳統美德，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舍生取義、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優良品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榮辱觀念……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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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還不至于觸發具體的法律后果，但有一個很好的懲罰辦法：記入信用不良名單。
回到本案，男子訛詐未遂，雖未直接引發具體的法律后果，但此種恩將仇報、寡廉鮮恥的惡劣行徑顯然違背公序良俗，從而違背了《民法總則》的規定，那就要承擔相應的代價。
2017年10月1日即將實施的《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明確規定，反映信息主體履行法定或約定義務的信息，在一定條件下可被記為信用信息。而根據國家多個部委、最高人民法院等簽署的聯合懲戒備忘錄，欠債不還、乘車逃票、醫鬧船霸等行為，都可被記為信用不良。舉輕明重，此等訛詐救命恩人、違背公序良俗的卑劣行徑，被記入平臺，當無疑義，甚至可以記為嚴重失信行為，在相關領域對其聯動懲戒，例如限制乘飛機、高鐵、住星級賓館……即便他是農民，也可以限制享受針對農村的精準扶貧待遇。
社會信用體系是國家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讓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是一個成熟法治社會的標志。而當擁有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并用好這個體系，對于“抑惡揚善”將是一道重要的屏障。
引導人性回歸溫暖與善良，是為法律的正道。
說這么多的意思是，即便有人幫扶他人反遭訛詐，也別因此駐停你那顆善良的心，要相信生活可能會和你開個小小的玩笑，但正義絕對不會缺席——在法律的護佑下，樂施好善者收獲的，終將是內心的平靜與精神的豐盈。
原標題：救人卻遭訛詐：現實版“農夫與蛇”面前，法律會冷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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