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和熟人交流看影視的習慣與好惡，在聊到對時代背景的營造能力時，自然而然地冒出了句——“今不如昔”。就拿戰爭題材舉例，國外電影《拯救大兵瑞恩》之后，影像方面基本再無新意，連那部很感人的《血戰鋼鋸嶺》，走的依舊是傳統敘事的路子，只不過采用了側面表現，角度上更巧妙而已。
再比如，在豆瓣上評分不高的肯尼斯·布拉納導演的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該片無論從演員陣容還是劇情改編上，都明顯用了心，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看出對手機娛樂時代觀眾欣賞口味的遷就——爵士樂、混血角色，對時尚元素、對角色構成的種族敏感話題，都做了當代視角下的照顧。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喜不喜歡爵士樂我不知道，我本人倒是有些喜歡，可是如果按照印象中神探波洛的趣味，爵士樂在他那個年代恐怕還是屬于野蠻的美國庸俗娛樂，讓他從心底去理解并接受，顯然不合時宜（雖然劇本也在這方面小有暗示）。至于讓他喜歡上混血歌手，這種大膽的改編我個人雖然欣賞，但放到“一戰”后的歐洲，步子可能邁得就有點大。所以，從純娛樂角度，電影在北美能拿到票房第一（疫情下的票房第一，其實數量也有限）；而從既要娛樂，還要有那么一點了解舊時代風尚，兼與1978年烏斯蒂諾夫主演的老版本比對的中國內地觀眾的角度，電影剛上映就能拿到票房第四的位置，已經很不容易了。
作為導演兼主演的肯尼斯·布拉納，堪稱英國藝壇自勞倫斯·奧列佛以后新一代的“莎劇王子”，在電影上的水準也一直穩健，有《敦刻爾克》《哈利·波特與密室》《名人百態》《亨利五世》《再死一次》《信條》等片為證，且涉及歷史、名著改編、文藝、靈異、懸疑等多個影片類型。他在新版《尼羅河上的慘案》和《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中塑造的波洛形象，大約也是自烏斯蒂諾夫之后又一個不符合原小說外貌、但觀眾卻無異議的，可惜這些，都無法彌補新版在時代背景呈現上不如老版的缺憾。“大英帝國最后榮光下的奢靡與衰落”，是克里斯蒂、福斯特（《霍華德莊園》《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伊夫林·沃（《故園春夢》）這些英國作家名著的大背景，沒了這種氛圍和年代感，影片拍得再娛樂，也就是個可替代的消費項目而已。
時代飛速發展，信息無限疊加，人們對每個年代氣質的把握正變得越來越艱難。年代感的營造，已成為逼瘋全球名導的話題。《神探夏洛克》為什么能成功，因為它避開了原著的年代感，如果劇情還是發生在19世紀的倫敦，杰里米·布萊特那套電視、電影，就永遠是懸在后來翻拍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陳可辛是我國香港導演里比較全才的一位，代表作既有具有一定寫實特色的浪漫戲《甜蜜蜜》《如果·愛》，也有帶著一定狂想和超驗意味的《金雞》《三更·餃子》，都比較接地氣，時代感把握得恰到好處。可自從《投名狀》開始，資本的急切感，背景的粗糙和堆砌，都日益明顯。像《中國合伙人》《奪冠》，明明取材于真人真事，卻顯得輕飄和“假”。究其原因，還是對真實生活相關年代的區別把握得不夠。
《人世間》
《人世間》和《超越》是年初以來熱議度比較高的兩部劇集，劇情都涉及相關人物在不同年代的際遇，情感的飽滿度營造得都還可以，可惜每個十年或五年的生活差異，影像上卻不大能看出來。這里面也許有制作時的急就因素，也許有對背景氛圍營造的忽視。我不久前讀了一篇評論，作者感慨在現今的節奏下，可能再難出現一部像《父母愛情》那樣能比較精準地表現時代特點的劇集了。對此，我頗有同感。隨著市場和投資對周期的急切，早年劇集中對生活質感的關注、對時代標志性特點的捕捉，還能保持多久、保持幾成？這是操盤者需要關注的。
從《喬家的兒女》到《人世間》，這類旨在表現日常生活的主流劇集（還可以包括像《對手》這樣的諜戰劇），近年來又流露出了對苦情戲的偏愛。劇情總是“大膽”地讓一家人不停地遇上不順心的事兒，甚至這些事兒有點兒超前、脫離時代。還有的戲，因為主人公遭遇的倒霉事兒過于密集，引來觀眾“胡編亂造”“狗血”的質疑。這樣的苗頭，創作者也需注意。
影視作品能否成功，往往就取決于細節真實上的那一分咬牙苛求與堅持。
圖片來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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